展子虔游春图

假期无事，翻读陈启伟的《名画说疑》——一本与著名画家陈佩秋的采访对话，才知故宫收藏的唐阎立本名作《步辇图》，中小学教科书里都有的画，并不靠谱。按陈老太太的说法，这张画艺术水准低劣，即使从线条上讲，也画不过明清一流画家，跟传世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等比较，更有云泥之别。

不惟如此，老太太更向传世的董源经典“开炮”，认为《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和《夏山图》这三件“名画”，系由明代晚期董其昌一厢情愿式的“忽悠”而成，“三卷本身的用笔形式应属元人的形体。”书中提到，张大千晚年感觉到了这个问题，托人转告谢稚柳。另外，陈先生认为，传世马远的《踏歌图》和夏圭的《溪山清远图》也都有明显的疑问。

笔者浅陋，并非鉴定专家者流，这里对陈先生的学术论点无从置喙。但阅读此书，条分缕析，深佩她的疑古精神和认真态度，在其耄耋之年能有这样的胆力尤属可贵。

陈先生提出的许多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白居易曾说：“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千百年来，我们这样的心理大致没有改变，佞古和盲从，总相信古比今好。欣赏绘画喜欢用耳朵听，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看，没有自己的审美主见，于是盲目相信了权威，相信所谓的流传有序，导致一错再错、谬误百出。不少人更有这样的迷信，以为古代的鉴赏家，距离唐宋的年代比我们近，因此肯定比我们看得准，他们的鉴定也更可靠。比如董其昌或乾隆，他俩收藏多，看得多，肯定比我们现代人更有眼光，所以对真假更有发言权。这样的逻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相当的局限。

其实古人有古人的局限，最大的局限是古人没有照相机，没有彩色图版印刷技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也没有飞机、高铁等快速交通工具，更没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公共展示体系。总之要研究一张画真不容易。因而在图片资讯的汇集整理和综合分析方面，我们的优势条件是董其昌们无法设想的。陈先生也说：“米芾所见董源作品，自说不过五件，而米距董，为时超过五百年，历经宋元而到晚明，董其昌又能见到几件董源？他自称得藏三卷，并感叹‘何其幸也’，但这样的‘幸’事是很不容易发生的。他对于古画的见识，绝对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优势，所以是有很大局限的。”何况，董其昌辈睁眼说瞎话蒙人的故实，已有学者专文论及。

读竟是书，不由让我想起那同样煊赫的《游春图》来，也是中小学教科书里的名作。这件作品，因为上面有宋徽宗的题签，历来把它看做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真迹宣扬。第一个对此怀疑的倒是作家沈从文。1946年，沈从文因为北大筹办博物馆，有一笔经费好用。当时《游春图》从清宫流出后，辗转到琉璃厂玉池山房马掌柜手中。沈通过关系前后看了六次，觉得卷子有问题最终没有下手，后来被张伯驹据称以四百两黄金的高价买走，成为艺坛佳话。当时，沈从文查考文献，将自己的疑问写成一篇长达万字的学术论文，发表于翌年的《子曰》丛刊第6期。他认为，此作最多是晚唐五代时期的作品，断不会是隋朝展子虔的真笔。

可能是“人微言轻”，当时大家并不重视一位作家的意见。解放后，张伯驹将此画捐献故宫。上世纪八十年代，傅熹年先生利用其丰富的建筑史知识，“根据画中出现的晚唐至北宋的服饰和建筑特点，考虑到唐宋时代大规模传摹复制古画的情况和北宋时人对复制品的习惯看法，我认为《游春图》是北宋的复制品，也可能是徽宗画院的复制品。”沈先生的疑问才被落实，《游春图》的迷信方被破除。饶是如此，外界还是多当隋代展子虔的作品宣传。

再有一张唐伯虎的《秋风纨扇图》。“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诗情画意，无愧名画。前几年，笔者无意中从私人藏家中寓目同样一件，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收藏印的位置有些差异。我不敢轻言孰真孰假，但货比货地仔细看来，如果两件里面挑一件送我，我还是喜欢流落民间的那张。

至于什么张旭《古诗四帖》、柳公权《蒙诏帖》、米芾《多景楼诗册》等书法名迹，都有专家提出不同的意见，有的甚至有专著予以讨论。前几年去日本，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看梁楷的《六祖劈竹图》等五代作品，我看也是危险的多。真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

对古代字画的鉴定，我比较认同徐建融教授的一句话。他说鉴定就像破案，许多案子能破掉，但有些案子是没法破掉的，如果没有新的线索发现，没有新的技术介入，那么或许永远无解。然而，我们如果多一点问题意识和疑古精神，像陈先生那样，哪怕解决一张画的真伪，对子孙后代都是好事。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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