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BMB看人像在当代艺术里的边缘化
0条评论 2012-12-11 17:41:27 来源:Hyperallergic 作者:Hrag Vartanian(陈颖编译)

尼克·凡·沃特(Nick van Woert)在Yvon Lambert画廊展出的雕塑作品

尼克·凡·沃特(Nick van Woert)在Yvon Lambert画廊展出的雕塑作品

关于艺术的起源有许多个故事: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学家Pliny认为艺术应该起源于一名科林斯少女在墙上描绘其爱人的影子;一个来自亚洲的传说则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由于无法画出佛像的辉光,从而被迫在一池水中画下他的倒影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了将人的描绘看作是艺术的一种基础元素。在几千年后的现在,高价的当代艺术品的故事与那些原始的故事相差极大;当我走在最新一届的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 Miami Beach,以下简称ABMB)中时,展出作品中对人像描绘的边缘化让我深受打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何塞·达维拉(Jose Dávila)的摄影系列作品“Topologies of Indentity”

何塞·达维拉(Jose Dávila)的摄影系列作品“Topologies of Indentity”

如今高端的商业艺术界里充斥着各种类型的抽象概念,或是大量不以对人像的表现为方式来传达其意义的作品。而当人像在作品中出现时,它通常又都呈现为一种对历史典范做评价的形式。比如尼克·凡·沃特(Nick van Woert)在Yvon Lambert画廊展出的雕塑作品就努力处理了理想化的古典形式。事实上,整场展会中有许多作品都以某种方式直接引用或是参考了古典的雕塑;当人像在这些作品中出现时,它们通常表现为有损坏的、不稳定的、被解构的或是神秘的——比如说弗朗西斯·维佐里(Francesco Vezzoli)和丹尼尔·希尔弗(Daniel Silver)分别在Art Kabinett和OMR画廊展出的作品。形式的缺乏在何塞·达维拉(Jose Dávila)经过了剪切的摄影系列作品“Topologies of Indentity”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在这组以20世纪著名艺术家为主人公的照片中,何塞·达维拉(Jose Dávila)剪下了每个艺术家的人像,只留下他或她的剪影作为辨认其身份的线索;其中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杜尚的形象最明显,而其他的辨认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但正是何塞·达维拉(Jose Dávila)对人像的消除创造出了这些作品里的张力。

本届展会的展出作品另一个更加共通的趋势是利用常见的物品构建出了人像。许多艺术家都将日常生活中的材料拼凑到一起以形成一个不连接的人形——这一举动也许不太会引发观众在情感上的共鸣,但它却会让你意识到消费者至上主义、对家庭的挚爱或是再现等方面。大卫·阿尔特米德(David Altmejd)的作品“Untitled 4(Bodybuilders)”(2012)、贾斯汀·利伯曼(Justin Lieberman)的作品“Colleen”(2012)、萨拉·卢卡斯(Sarah Lucas)的作品“Beefcocktitbuster”(2012)以及加布里埃尔·库里(Gabriel Kuri)的作品“Double Self Portrait as Coordinate V8”(2012)等都属于这个类型。这些作品里的人形除了对脑袋、眼睛、生殖器的暗示或是其它你不得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简略表达之外并没有什么连贯性。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人像”便没有自己的个人特征,只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只是某个信息的载体。为什么人像消失或者说是被解构到了如此的地步?很明显这不是什么缺乏天赋的问题——毕竟任何参加开放工作室活动的观众很容易就能见到有无数的艺术家有能力表现人形。答案也许是我们虽然在不断地接受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多样性,但却在给予不同类型的身体以价值判断上犹豫不决。与古典时期或是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现在没有一个完美的身体能够将当代文化压缩到其中。

随着关注重点从完美的身体上的转移,艺术家通常会依靠受欢迎的名人来描绘“人形”理想化的概念——尽管我认为这样的策略简直是为懒惰找的借口。他们并没有努力克服美的理想状态,也没有触动当代文化中有时候引发了争议的身份政治的议题,而是在暗示意义的安全性中寻找庇护而不是再现。在ABMB中处理了人形问题的往往是带有非洲血统的艺术家——对此我毫不感到意外——比如汉克·威利斯·托马斯(Hank Willis Thomas),他的作品通常处理了媒体中非裔美国人的肖像以及那些观念如何随着时间产生变化。他在Jack Shainman画廊展出的作品“Baron of the Crossroads”便是对不断变化的背景所做的合适的评价。这是一件意义深刻的作品,当你站在其正面看它时它会呈现出模糊不清的样子,而当你与它的垂直方向形成一个角度再去看时它又会变得清晰;它玩弄了你对应该怎样看一件作品、直接看某件作品意味着什么的固有想法。Jack Shainman画廊还展出了刚获得本届“未来世代艺术奖”的艺术家Lynette Yiadom-Boakye的作品。她的黑人女性人像几乎与画布背景融为了一体,因而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她们像是消失了一样——更好地说是像是用轮廓表现出来的一样。

我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是少数直接描绘了人物的画作都是由较老的艺术家创作的,比如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梅尔·拉莫斯(Mel Ramos)、杜安·汉森(Duane Hansen)以及菲利普·佩尔斯坦(Philip Pearlstein)等;他们往往是在数十年前创作出这些作品的,而年代稍近的作品也基本上是他们在这一代之前开始的系列作品的延续。但这都不是说人像已经彻底地从ABMB中消失了。诸如Yinke Shonibare、Leigh Ledare和杰克(Jack Early)等艺术家仍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人像。比如Yinke Shonibare的作品似乎是利用了人体模型来对人像进行枯燥的描述,而Leigh Ledare和杰克(Jack Early)则利用了摄影图像进行创作,暗示照片已经掌控(或者说是垄断?)了我们对人体的理解。

我不认为整场展会没有一件关于人像的原始的作品。我想说的是某些艺术家正在利用他们自己对身体的描绘来做一些有意思的作品。高松次郎(Jiro Takamatsu)、Os Gemeos、马库斯·旬瓦尔德(Markus Schinwald)这三位艺术家为找到新的方向提供了一些希望——即使他们的理念还没能完全发展起来。高松次郎(Jiro Takamatsu)美丽的影子绘画是令人兴奋的,它们在不带文化特定性的情况下暗示了人体。它们会让人联想到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及马文·E·纽曼(Marvin E. Newman)的作品,但又超越了后者所表现的东西。双胞胎街头艺术家Os Gemeos仍然在作品中使用了他们一贯会用到的人像。如果说他们用颜料绘制的人像缺乏各种不同的面部情绪的话——这是其作品的一个“怪癖”——但它们的身体却往往与五彩斑斓的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作品“Untitled”(2012)中,数个人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只双头动物,看不出来它是想要向左还是向右走。马文·E·纽曼(Marvin E. Newman)的作品“Untitled(legs)#29”(2011)可能是超越了任何简单的表现而又能让人联想到人体的最古怪的作品,它看起来似乎是利用家具腿制作而成的——或者至少是以其为基础的。这件生动的作品被夹在两面墙之间,你几乎可以感受到那种结实的大腿被卡在某处、无法上爬或下落到任何地方的肌肉的挣扎。

在一场以色彩斑斓的抽象作品、大型的摄影作品、可反射的作品(通常还带有文字)以及具有高度设计感的作品为主导的艺术展中,人像不在像曾经那样占据着这个艺术界的中心位置了。画家和雕塑家很早就放弃了身体的领域,将其“转让”给摄影师和视频制作者寻找新的边界,正如19世纪的画家在光学和其它表现“真实”的方式中寻找创新一样。我一方面希望人体能够再次出现在当代艺术的中心位置上,而另一方面却又知道那艘船已经沉没了,只剩下我们所有的人站在码头,透过生活中杂乱的意识看向那个世界。

编辑:文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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