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绘画来说，笔墨是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做艺术，都必须明确一种关于笔墨的态度。

在激进的近现代社会变革中，笔墨曾被偏执地妄想过它的终结，如陈独秀和李小山的“美术革命”论和“穷途末路”论。而今，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经验和反省之后，我们基本已不再为此空谈，在笔墨转型的态度上更为理性。顽固的保守主义和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都不再是合理的笔墨选项。后笔墨时代的笔墨，对自身的转型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方向之一是在传统精神和语言的复原中同时向前延伸，方向之二更新以现当代的形式与观念转向，对笔墨精神和语言的创造持宽容立场，简言之，可以列为“延伸”与“转向”。

在笔墨的现代转型之路上，传统的笔墨支援始终是一份必要的重量，但是笔墨延伸更为必须。延伸也是对传统的更加全面的识见：不仅存在有文人画笔墨，还有金石和民间类型的更为苍远的笔墨传统需要去联接，以此获取更多的前行动力。

笔墨转向，自然也并非绝然的笔墨革命，无论如何转向，笔墨的精义都一定化为灵魂凝固下来，永不消失。之后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笔墨要如何转向？转向哪里？

现当代艺术史中，笔墨呈现了三种转向的进度。其一，写实改造中国画：作为富有极大社会功利主义的方案曾被笔墨传统主义和现代艺术的倡导者所批驳，但是在主体意志肯定的前提下，写实无疑可以与意笔构建成互补结构，具有新的开放性。其二，形式主义的笔墨变化：主要在现代艺术的逻辑中前行，并且作用于材料的无穷变化，甚至能够成为影像中的主要元素。其三，笔墨的观念呈现：笔墨作为符号性的意义存在和更新，并与观念艺术的思想辨析和社会关怀相互动。

“后笔墨计划”之“后”，既指传统笔墨之后的时间概念，也指对传统笔墨意义的反抗与疏离，又指包含传统意义在内的宽容与从容。“延伸与转向”，是客观描述，也是审慎乐观的后笔墨计划。

参加本次“后笔墨计划：延伸与转向”中国画邀请展的艺术家，或身在津门，或居于北京、吉林、河北、江苏、陕西、西藏诸地。而今，他/她们的作品齐聚一堂，以“后”学的姿态显示了和纯粹的传统笔墨之间的张力关系。

天津在当今中国画坛可谓传统笔墨的大本营。民国之际，京津画派、海上画派、岭南画派三家分庭抗礼，各主己见。其中京津最为守成，以金城、陈师曾为中坚，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同一性。不幸徐悲鸿执掌北平艺专后，开始强力推行写实改造中国画的西法教育，传统笔墨渐无容身之地。1949年之后这一理念又在艺术工具论的背景下被推向全国，加速了传统笔墨的萎缩。当时的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却有一种识见，在北京、天津邀请了很多老先生来授课，传承笔墨精义，自此留下了一股独到的笔墨血脉。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崛起的一批中青年艺术家皆受益于此。本次展览邀请的更年轻的艺术家们也师承和受益于此。

然而，今天更为重要的却是如何突破传统笔墨带来的种种束缚。传统不可或缺，学院的教学经验已能见证。可是，关门封闭、不思进取的传统观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后笔墨计划”针对的就是这种自我束缚的笔墨观念。而今，他们回到传统的津门，显示了一种特别的张力：并不否认传统，却在延伸和转向中穿越了传统。

可以看到，李响、何俊、周相有、范馨心、李旭飞、路洪明、韦韬、赵余钊、任重志、王辗等人的作品中，在坚持传统笔墨形貌的同时，注入了个体对自然和性情的独特感受，因此能风格各具。窦良羽、侯晓辉、梁健、赵雪、任乘鋈、陈一云、张晓娟、张弘宇等人，则尤为看重生活经验，或回忆，或写生，都源自对现实情境的深入观察和体验。李寅虎、郑元无、王刚、等人的作品，更为关注笔墨语言的形式变化和情感抒发，具有更多的现代艺术气质。贾秋玉、崔雪涛、解海辉、王琳、王大根、任盛平、姚浩、黄威、张新佳、李国涛等人，笔墨开放自然，进而追求形象与符号的观念意义，作品中存在着更多的社会性意味。

感谢西洋美术馆提供了展览支持，众多艺术家始有机缘在“后笔墨计划”的观念整合中聚于一堂，交流参会。展览以一窥全，能够呈现出艺术家们成熟或不成熟的艺术思考，以及激荡在其间的张力，在延伸与转向的维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画的几种主要状态，旨在从学术史视点梳理出其中的历史关系，以此寄望更加开放的笔墨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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