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的文化逻辑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全球化即后现代，后现代产生一种奇异性美学，它抛弃了根植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深度时间意识，只着迷于空间。空间性、事件性和理论性即是这种美学的特征。装置艺术是奇异性美学的典范。奇异性美学的逻辑不仅体现在艺术中，也体现在经济、社会政治中，它改变了我们的主体性和个人经验。

1985年，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问北大，并进行了为期一学期的讲学，开设了两门课程，其中一门是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专题课。那时他的讲课薪酬是每月800元。课程从当年九月持续到十二月，讲课录音经过唐小兵博士翻译整理后于次年正式出版，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西方理论著述之一，也是一代学子的案头书。杰姆逊也为中国学界打开了了解国际前沿学术的大门，中国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研究也由此发端，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都与杰姆逊的贡献密不可分。一次普通的教学活动，演绎成为中外学术交流史上重要的事件和学术现象。

时隔27年， 2012年12月12日，已近杖朝之年的杰姆逊再次访问中国，首站即来到北大，为莘莘学子及广大理论研究者和爱好者带来一场睿智而精彩的演讲-- “奇异性美学：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逻辑” 。在杰姆逊演讲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追忆了杰姆逊与北大的这段情缘，也带我们走近了这位学界泰斗。这位胖胖的、温和的老先生，继续以其标志性的总体性视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刻的批判性和系统而辩证的理论论述，激发听众探究和思考理论问题的热情，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分析和文化理论的广阔前景和紧迫问题。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即是空间对时间取得了绝对优势，时间向空间俯首称臣。

“我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是在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 ”杰姆逊说。1985年他在北大讲授课程时，已经清楚地看到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种背离现代主义艺术传统的倾向，他用了“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汇。但是不久之后他就意识到，他当时应该使用的术语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后现代性” ，因为他谈论的不是某一种风格，而是一个历史时期。在他的关于后现代性理论开始形成时，一个新的术语出现了，这就是全球化。杰姆逊所言的全球化是指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即后现代。在他看来，全球化正是后现代性的经济基础，而后现代性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上层建筑。现在世界处于全球化进程中，拥有自己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它与现代主义文化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产生出一种“奇异性美学” 。

何谓“奇异性美学” ?在杰姆逊的讲述中，这种后现代美学的最大特征是它的空间性，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即是空间对时间取得了绝对优势，时间向空间俯首称臣，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观点。杰姆逊认为，现代主义经典在某种深刻和生产性意义上沉迷于对时间的本质的关注，它迷恋深度时间、记忆、绵延(柏格森主义的duree) 、甚至是乔伊斯的布卢姆日里的点滴瞬间。而后现代主义则抛弃了根植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深度时间意识，只着迷于空间，形成了掠夺空间、叙述空间和表演空间的一套美学意识形态。

现在，什么样的艺术都可以出现，但前提是，它的寿命必须是短暂的，它只是作为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件长久的艺术品而存在。

紧随空间性之后的是事件性。装置艺术是这种空间美学的典范，它不是为了流传也不是为了收藏，而只是为了一时“做戏” ，服务于当下的暂时性，它没有风格、没有深度意义。杰姆逊指出，许多批评家和美学家都谈到了艺术品对象在今日的消失，他们不仅是在本雅明所谓的再生产性、复制和标准化意义上谈的，同时也指像油画和雕像那类更古老的最终产品的消失。装置艺术的出现正说明这种转变，它不再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出现，包括不同种类的艺术对象，可以是一幅画，也可以是一堆石子、一个旧信箱、一个文本、一片墙头涂鸦等等。作为个体，这些都不是艺术客体，每一个都因彼此依赖而成为艺术品，每一个都代表一个空间而不是现实。它们也没有个性，装置艺术的空间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风格特征。它们拥有此刻，却失去历史。

后现代艺术家到底想要制造什么东西出来?对于这个困扰过不少人的问题，杰姆逊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后现代艺术生产的不是艺术客体而是“策略” 。如何理解“策略” ?杰姆逊解释道，这并不是指后现代艺术产生的过程动用了许多科技手段。装置不是作为艺术的客体而出现，充其量是一个事件。它通过策略不断制造事件。每一门现代艺术都有自律或半自律的艺术形式，而后现代艺术则是混合的、杂交的艺术;如同现在的艺术馆一样，装置艺术拼凑起不同种类的东西，一次性地消费于观众参展时刻。在装置艺术中，我们找不到像现代艺术那样的终极目的和发展动力，因此后现代艺术里没有先锋派，它们只是一群居无定所的古怪之物。他说到：现在，什么样的艺术都可以出现，但前提是，它的寿命必须是短暂的，它只是作为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件长久的艺术品而存在。

当我们欣赏这类艺术时，我们进入了一种理论的思考过程。今天的艺术家们不再创造艺术品，我们消费的是艺术品的概念。

装置艺术还体现了后现代艺术的第三个特征，即理论性--它不创造实体，也不诠释概念，它与现实无关，与日常生活的经验无关，是按照后现代理论大师们的观念制造出来的“乌有之邦” 。杰姆逊用艺术理论中使用的传统概念诸如“灵感” 、“Einfall”和“观念”等作比，指出在新近的艺术生产中，构成新的艺术“观念”的东西只是一项技术发现，或者为一种“发明” ，后者是在一个艺术狂人搞出来点什么新奇装置的意义上说的。他认为，今天的艺术行为是由一个聪明的概念激发的，这个概念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它需要无限地重复直到艺术家本人的名字终于成为唯一的内容。杰姆逊举例道，徐冰曾虚构出一部书，里边每个字都像中国字，却又都没有意义，徐冰的艺术可以说创造了一个非凡的概念，也是一个富有才智的发明，但却不能归入形式发明和风格创新之类;他的“文本”是一种理论的浓缩，但同时也有很强的视觉效果;它们并不诠释某个概念，也不是为了冥思和智力活动而提供一些物质资料。杰姆逊强调，当我们欣赏这类艺术时，我们进入了一种理论的思考过程。我们所消费的不再是纯粹的视觉和材料艺术，而是其中的观念。他叹称：今天的艺术家们不再创造艺术品，我们消费的是艺术品的概念。事实上，我们的消费本身就像是后现代艺术的一个独特事件。

奇异性是后现代衍生资本的产物，后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夺。

杰姆逊教授也提醒我们注意，对后现代艺术的理解、对奇异性美学的把握不能离开经济、政治层面。奇异性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后现代特定的经济、即所谓衍生资本的产物。衍生资本拥有后现代艺术逻辑：它来自银行家们大胆妄为的“理论”构想;每一个衍生资本的运作方式都像一个“事件” ，不可重复;其危险不能被预测，其破坏无法防范。由于金融资本的作用，在信息化的时代，甚至未来都可以被打包进行买卖，换言之，空间的距离正在被翻译为现实的时间性的共存，时间正被空间消灭而趋于终结。此外，社会政治层面也发生了以奇异性为名的反对普遍性原则的运动，时间政治转向空间政治也即地缘政治。房地产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简而言之，后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夺。这一切变化归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残余的封建制以及农民阶层的消失。而全球化加速了土地商品化，这也促使空间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意识形态的原因。

后现代中的主体因丧失了绵延的历史感而变得鼠目寸光，身体是资产阶级文化在消耗殆尽之前的最后现实。

后现代的奇异性也带来了主体性和个人经验的重大改变。杰姆逊指出，我们对时间的经验正被替换为对空间的经验。我们还都可以感受到时间，那么为什么时间感要屈从于空间的统摄呢?杰姆逊指出，柏格森、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等这些现代主义者都迷恋深度时间，这种迷恋实际根源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于是造成了迟缓的乡村时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及工业化节奏共存的情况。因此，后现代则是现代化的完成，是乡村消失的结果。在更充分的现代化中，工业劳动力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区分都被抹去。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都成为雇佣者，一切东西都进了购物中心，空间不过是表面的无限延展。作为时间现象的差异让位给同一性和标准化。并且，不平衡发展在过去是由区域和民族国家体制造成的，现在则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文化自身成为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空间。

时间到哪里去了?它停滞于我们瞬间拥挤的手机电话和短信发送中，在西雅图、东欧、胜利广场和威斯康辛的人群里，只是此刻和现在，不再是绵延的时间政治里的时间。“时间的停滞严重地改变了或切割了人类的经验。 ”杰姆逊讲到。他提到，故事片导演肯·罗素曾在二十世纪指出，二十一世纪一部电影的标准长度不会超过十五分钟。这种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类似的现象在大众文化里屡见不鲜。杰姆逊将此称之为时间性的终结，一切终止于身体和此刻。值得寻找的只是一个强化的现在，它的前后时刻都不再存在。而后现代中的主体因丧失了绵延的历史感而变得鼠目寸光，他们十分脆弱、被抛置于芸芸众生之中以致认同都非常困难，生存境况不可能不发生重大变化，因而走向朝现在和身体缩减的过程，在杰姆逊看来，身体是资产阶级文化在消耗殆尽之前的最后现实，是转变、变化和变异的最后发生地，是主体的昂扬自信的激情消退后残留的一点点心情。

杰姆逊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再有对时间政治的需要，一切都变成了空间占有问题而不是历史进步问题，现在很难想象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有什么东西等待着我们，但是人们需要展望未来。

这是一次思想的盛宴，是27年后的重聚。这次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承办的演讲，属于北京大学“大讲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是校方最高荣誉的讲座，也是对老友的欢迎。在演讲之后，杰姆逊与他的弟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旭东做了对话，并悉心解答现场听众的问题。配合杰姆逊演讲，为推动国内文学批评、文化理论学科发展， 12日至13日北大中文系、北大批评理论中心、 《人民论坛》杂志社特别联合主办了“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理论研究者参与研讨并提交论文，围绕杰姆逊思想研究、反思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反思中国后现代文化研究、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问题等议题展开了务实而富有成效的对话与讨论，杰姆逊的演讲也引发了与会者新的思考。杰姆逊参与了13日的研讨会，并与与会代表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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