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到整个教育发展设计，小到学科专业结构的设定，过于强调“大一统”“一刀切”的思维模式以及由此呈现的不讲个性、不问需求的办学运行的体制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出现“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一窝蜂’”，才会出现“研究型人才培养的‘一条道’”，才会出现“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一把尺’”，也才会有后来的一再纠偏政策：调整专业结构，平衡研究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比例，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加强专业硕士培养，强调“分类分层指导高等教育发展”，注意高校的个性、特色、优势发展。

在中国教育格局中，艺术教育的分类分层指导、个性发展、特色价值和优势生存的办学要求，就进一步彰显出来。这是从2007年第二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江西）以来我每一届大会发言或小论坛演讲都从不同角度、不同视界以及经验分享、理论探讨所不懈研究的立足点和呼吁声。2012年第七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我想要与大家分享的研究心得，是一些具体的办学思路、学科、专业建设动向，以期艺术教育的更大发展繁荣。但是，首先我想讲的是，艺术教育分类分层指导办学模式与学科专业标准建设和确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分类分层指导，是理性办学在艺术教育发展中的客观要求，也是对中国艺术教育的办学类型、目标设定与效益追求具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指导的内在发展要求。

仲呈祥在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题报告中表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对中国艺术教育的不同类型的判断。他说：“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建设，需要我们三支大军团结协作，优势互补，共同建设。这三支大军，一支是我们的专科院校，比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它们有优势，它们对某个艺术门类本体的研究、本体规律的追求高人一筹。它们是艺术学建设的奠基。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先生说得对，‘不通一艺不谈艺’；第二支队伍，是以云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为代表的综合性艺术院校。它们有它们的优势，它们的优势在于打通了艺术门类下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设计等各个艺术一级学科，它们配备齐全，优长于从艺术各个学科的相通性上去寻找普遍规律。第三支队伍，就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又有它们的优势，它们依托一个相对更为广阔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背景，它们擅长于从哲学思维的层面提出高屋建瓴的贯通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学的一些普遍原理。这三支大军应该各扬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艺术教育的特色。”作为国务院学位办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先生思考清晰、见地深刻、表达敏锐。实际上，他在对中国的艺术教育做一些总体上谋篇布局的思考。他促使我们这些为艺术教育奋斗了许多年的管理者去思考：究竟在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后，我们可以有何作为？应该如何作为？他的讲话让我感到了艺术办学当中“分层分类指导模式和学科标准建立”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如何做？是艺术院校应该积极思考的事情。

一、艺术部门和艺术院校应该成为制定艺术标准的权威部门

艺术教育的标准由谁来定？这在中国艺术教育界、学术界一直是一个暧昧、含混的问题。一直到教育部开展的本科教育水平评估，发现没有专门针对艺术院校、艺术教育水平的评估标准，才一片哗然；在各个艺术院校争取国家项目、争取博士点的过程当中，面对答辩评委“没有国家三大奖”、国际国内最重要的艺术奖项“都不算”的质疑，才再度哗然。但是，委屈成为过去，无标准状况依旧的艺术教育，似乎应该做点什么，应该自救，可以奋争，关键是做什么？从哪里做起？

在我看来，就要从定标准、设尺度、讲规矩、成方圆开始。

定标准首先要清晰了解中国艺术教育的类别、层次特点，制定标准、建立模式才会有的放矢。

如果按照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或特点的设置情况区分，中国艺术教育目前应该由四种类型的学校承担：单科艺术院校和综合艺术院校的艺术专门人才教育；以应用艺术人才培养为主、强调艺术技能技巧训练养成的艺术技术职业教育；专门的艺术师资培养的特殊艺术教育和综合大学的艺术通识教育。这四大类不同培养目标的艺术教育活动应该在课程设置与教学过程方面具有严格的监控和质量检查标准，应该设立监控观测和检查标准，让艺术教育中那种模模糊糊的目标、混混沌沌的办学、凑凑合合的存在成为不可能。因此，我呼吁：艺术教育的办学要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和质量监控标准。准入制度是靠艺术教育行业制定标准、专家组成投票、艺术教育质量督导检查的制度化来完成运作并体现实效的。准入标准检验的是办学历史、条件、现实需求条件可能；质量督导对照的是现实需求的满足度、课程设置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向性和完成情况。还有，需要关注的是现实岗位对人才使用情况的反馈。

2010年我在云南省教育厅“校长培训班”的学习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收获，就是对新西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密集考察。在马不停蹄的各大学访问中，我对新西兰“尊重大学办学自主权”“尊重人的发展‘个性’的‘以人为本’办学”和“尊重行业办学权威”的运行机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西兰，标准尺度的设立，水平质量的评估，一定是以“行业专家”制定的标准为行业标准，绝不会出现“外行评价内行”的现象。中国艺术教育的评价标准、衡量尺度、办学规矩之类，从评价体系到评价者，常常有令人哭笑不得、投诉无门的状况。很多时候，艺术院校的发展前途、艺术项目的学术含量、艺术成果的社会贡献，往往不是真正的专家、行家说了算，也不是社会效果的检验辨高低，而是一些平时既不在行、也不真知、更不研究的“评审组”成员依赖有限的、陈旧的、一知半解的甚至分辨不清娱乐消遣与艺术追求之不同的文艺常识去判断艺术院校努力的意义和艺术院校发展诉求的生死。

是应该改变的时候了。

艺术院校与国家文化部门应该确定判断艺术办学的社会贡献率的标准，应该设立合乎艺术院校办学特点、人才培养规律的质量监控体系和学位授予标准，应该重新考虑艺术教育的设点布局与类别指标，应该承认艺术院校与艺术行业、文化部门自己制定的专业水平标准和艺术行业标准等等。

教育部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从2011年底已经迅速开始开展并强力推动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值得敬佩的，作为分委员会的参加者，也觉得十分荣幸。但是，我感到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作为一个指导、咨询机构，尽管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建立了相应机构，但是，“指导、咨询”的角色，无法在政府工作运行机制当中涉足，所以，“分类分层指导模式建设与学科专业标准制定”这种愿望和努力，常常只是一种“随喜功德”的作为，与事件本身的必要性、迫切性并不相当。我呼吁大家回到自己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去奔走呼号，请行政部门发文件、给政策，强力推进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各艺术院校也应该在艺术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下积极地、主人翁态度地、独立自主并力所能及地做起来。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