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宋 官窑小洗 成交价：HKD 6,440,000

右：清康熙 釉里红子孙万代葫芦瓶 成交价 HKD 4,025,000

让我们先将时间倒回至八十余年以前的时光，时年是1925年，15岁的仇炎之离开老家扬州，只身来到上海拜昔古斋古玩店老板朱鹤亭为师，学习古陶瓷鉴定及买卖。1946年仇炎之以200万法币，在上海淮海中路嵩山路44号独自开设仇炎之文玩会，同年又当选了抗战胜利后重新组建的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的候补监事，与国内外大古董商均有来往，其所藏明清瓷器闻名于上海。1949年，仇炎之赴香港发展，与敏求精舍的创始人胡惠春、徐伯郊等成为第一批南下香港的收藏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富比、佳士得先后为去世的仇炎之先生的藏品举办专场拍卖会，并取名于其斋号太仓仇氏“抗希斋”为名，惊动世界艺术品收藏界。此次拍卖的两件稀世珍宝，一件康熙釉里红葫芦瓶、宋官窑小洗皆出自仇氏之抗希斋藏珍、清晰记载、来流清晰。作为一位纯粹的瓷器收藏家，他可以称为一流瓷器收藏大家；纯粹作为古玩商，仇炎之也可以称之为一流成功的古玩商。但是作为收藏家，有其个人的独特的占有欲；作为古玩商有其个人的独特的生意经。他整体或把部分稀世国宝级藏品捐赠给国内外的博物馆，更多地造福社会。在他去世后，其高规格的珍藏品被后人拍卖而流失。并在世人心中留下高品位、高格调、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

玩古玩是会让人上瘾的事，对于仇炎之以古董为营生、以古董为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即使退休迁居日内瓦，他仍难停下脚步。1959年，仇炎之从伦敦著名古董商约翰·斯帕克斯（JohnSparks）买下部分珍贵古玩，从此于之成为挚友。时任都柏林国立博物馆馆长的简·查普曼（Jan.Chapman）在回忆仇往事之时曾说道：“仇炎之享负盛名，却久闻未见。我还在大学念中国语文的时候，多次趁着假期前往伦敦，在庞德街首屈一指的古董商店Bluett's工作。一天，仇炎之造访，他驾临前，老板罗杰·布鲁特（RogerBluett）齐集所有职员，训示：‘仇先生品位高尚，只买品相完美的稀世之珍。’临走时，仇炎之高价买下了一只瓷碗。”他又说道：“仇先生与家人同住，居所宽敞别致，眺望日内瓦湖。那时的我遑遑不安，进屋，顿时被满目的中式陈设慑住。”仇炎之的收藏以中国瓷器为主。查普曼还清楚地记得，往后数次重返仇炎之日内瓦之居，细细品味珍藏的情况：犹如步入庙堂，红墙缀金，美轮美奂。客厅置玻璃陈列柜数座，不仅是藏品瑰丽珍奇，就是列展的方法也近乎完美。上图一幅仇炎之在其房内一角之偶照中，我们便能窥之一二；其中就拜访这此件康熙釉里红葫芦瓶，可见仇对其之爱。仇炎之之子仇大雄说：“每到夜深，父亲未能入眠的时候，总喜欢把陈列柜里的瓷器拿出来重新排置。”在查普曼眼中，艺术品填满了仇家每一寸空间。他一次偶然抬头，赫然发现11世纪宋代著名画家的手卷作品，就挂在那门楣之上。父子两代的收藏，经历50多个寒暑，现在也许是时候让新一代的鉴藏家来延续、发扬，继承这份对传统文化的追求。

此次即将在香港保利拍卖的Lot760清代康熙釉里红缠枝葫芦花果纹葫芦瓶，造型端庄，小直口，束腰，双球腹，平底，细沙底无釉露胎，修胎严谨，胎质细致坚实，胎釉结合致密，釉面洁白，质地匀净，釉质肥厚，莹润如玉。此瓶瓶身釉里红描绘缠枝藤蔓葫芦花果纹，画意古朴自然，线条简洁流畅，布局疏密得当。釉里红发色稳定，明快艳丽。其绘工柔美雅致，器型与纹饰皆近似明代装饰风格。依此考虑，此件为康熙釉里红仿制前朝之慕古之作。枝叶、藤蔓线条舒展灵动，笔触生动自然。虽然装饰仅用釉里红，却可充分描绘出其枝叶之阴阳向背，极富自然感染力。此器釉面肥润，釉里红发色典雅，纹饰笔触纤细，堪称康熙朝釉里红品种的经典之作。清代康熙朝恢复釉里红的烧制，釉里红发色比明代有所提高，红色调有不同的浓淡层次。据耿宝昌先生归纳，在康熙早期生产的釉里红器，色调已有多种表现，有的浓重而有凝厚感，有的浅淡而呈粉紫色。细笔线条清晰而深沉，如同刻划般明快有力。根据此件发色，形制之规律，可窥为康熙御窑初建，且极富工艺难度而罕见的釉里红作品。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葫芦形瓷器的大量出现，是清朝尊儒崇道，重文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满族贵族对汉文化的吸收和附会的结果。表达了满族贵族对葫芦所折射的“福”文化的理解和狂热追求。此件拍品系出名门，品相完美，乃香港仇氏旧藏，曾著录于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中国名陶百选展》（1961 年，大阪，Lot63），后于1981 年香港苏富比仇氏专拍中拍出（Lot541）。另一件极为近似的清康熙釉里红葫芦瓶，原属Alfred Clark 夫人旧藏，于1953 年伦敦苏富比拍出（Lot27），后为戴润斋所藏，并于2010 年香港苏富比“戴润斋清宫御瓷珍藏”专场中以高出估价近10 倍的价格再次拍出（Lot2133），该件釉里红葫芦瓶无论从器形尺寸、绘画工艺、胎釉质量、釉里红发色等均与本件拍品如出一辙，疑为一对。

此次香港拍卖另一件同样出自仇炎之旧藏的Lot759宋代官窑小洗,为敞口，弧壁，圈足，洗壁内外及底部满青釉，圈足一周露胎，呈铁褐色，口沿釉薄而色深，“紫口铁足”特征明显。整器釉面厚润如脂，温和内敛，微泛酥油光泽。明曹昭《格古要论》中记载南宋官窑：“好者与汝窑相类，官青瓷，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此洗釉面通体开片，片纹大小各异，纵横交错，疏密得当，富有变化，装饰感强烈，片纹多数呈金黄色，即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所描写的“鳝血色”。宋官窑极少以人工纹饰作为装饰，但釉面开片极富韵味，开片本是烧窑冷却过程中釉面开裂的一种缺陷，但宋代工匠掌握了开片的制作工艺，利用开片作抽象纹饰装饰，形成了一种独具韵味的美感。南宋官窑瓷的造型、品种包括很广，以陈设用瓷为主，有文房用具，也有日用器皿及装饰瓷。器型多仿自周、汉古制。造型严谨肃穆，古风朴朴，又配以“紫口铁足”更显得风韵别致、古色古香。南宋官窑青瓷，主要表现的不在于它的装饰，而在它本身庄重的、典雅的、神秘的自然美。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着称，这些制品反映出东方民族谆厚朴实，崇高古雅的独特艺术风格。此件从各个方面均符合上述南宋官窑之特征，是一件极为难得的稀世珍品。官窑造型单纯，简练求正不求奇，线形不张不弛，对形式美法则的控制非常讲究。从比例、尺度均衡韵律等方面反复推敲，让人感觉到一种毫不张扬的含蓄典雅的静态的内在的美。对器形的任何一点改动，似乎都会破坏它的美，这种对度的把握可谓恰到好处。宋前陶瓷造型相比而言多不太严格，兴之所至，心之所专。

仇焱之先生,实为仇英十四世孙(仇英,字实父,号十洲,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同称为明代四大画家)。先生始终笔耕不辍,于1950年相继出版了《抗希斋珍藏明全代景德镇名瓷影谱》《斋珍藏历代名瓷影谱》,成为国外专业人士研究中国 官窑瓷器最有价值的书目之一。倍受世人仰慕的是:先生超人一等的“眼力”和流利的英语,亦为其游刃于古玩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闯荡穿梭于欧美诸国期 间,其发觉当年大量被八国联军劫掳去的中国艺术品,许多已湮佚于其后裔或旧货市场。有些后裔对先辈掠夺而来的中国艺术品毫无欣赏或收藏意识,以永宣青花碗 盘杂盛乱物者,绝非笑谈。先生目睹种种暴殄天物的荒诞事实,从“掠夺者”和僻市陋店中,买回祖物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法国知名收藏家、 古董商Michel Beurdeley为先生的用心良苦所感动。几年间,陆续为其提供了许多中国艺术品的流落信息,逢此契机,先生义无反顾地购回了许多价值连城的陶瓷艺术品。但无奈的是:任其倾尽所囊,也仅是杯水车薪,没有能力全部“收养”这些“中国瓷器”。为不使中国陶瓷再度颠沛流离、含屈受辱,当时的权宜之计,只能是为这些流失他乡的中国瓷器找一个“善待的婆家”。同时为提升“西方藏界”对中国悠久文化的了解和中国瓷器的赏识水平,先生除苦心积虑撰稿之外,还不懈 奔波游说于欧美各大博物馆、基金会、知名收藏团体和富贾之间。正所谓，可怜负弩充前阵,历尽风霜万苦辛。

闻名遐迩的大卫•珀西瓦尔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大维德基金会)、瑞典国王古斯塔乌•阿道尔夫(King Gustav Adolf of Sweden)、乌尔渥斯的女继承人—芭芭拉•哈顿(Barbara Hutton, the Woolworth heiress)、上海博物馆等,赚人眼馋的中国古陶瓷精品中,有许多为仇焱之先生的昔日“月老”或“捐赠”之物。

功成名就后,仇焱之先生移居瑞士,在风光迤逦的日内瓦湖畔,置办家产,尽享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许多天涯故交亦纷至沓来,其富丽雅致的别墅,俨然成了中西方“古玩、艺术人”游历欧洲诸国的“根据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挚友张大千等人,每至瑞士,均以仇宅为己家,或绘画博弈,或赏瓷谈戏,或相携共游,他乡叙阔逢故知,心中惬然自不必言。他曾对家人讲:“在这些充满灵性的‘孩儿’身上:嗅之,能嗅出华夏泥土之芬芳;抚之,能感触到华夏千年薪火之余温;听之,能听到华夏血脉之澎湃!”他常常将“她们”捧在怀中,怅然伫立于书房窗前,祈望东方,泪潸襟瓷……令世人怆痛的是,1980 年,一代杰出收藏家、古董商仇焱之先生诏于异国他乡……

朱汤生(Julian Thompson朱利安•汤姆森),这位当今国际陶瓷鉴定界的领袖人物,曾发自肺腑地感叹:假如没有仇氏对中国瓷器耗恋终生的买卖,无疑,现在世人赏识、收藏中国瓷器的路程,还会很遥远、很漫长,中国瓷器的价格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有令全世界羡慕的广阔前景。我们应记住为中国 书画、瓷器推波助澜的—两位先人:“王氏”王己千;“仇氏”仇焱之。前者树画,后者树瓷。

编辑：田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