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以OCAT出版为主体的思考”开幕现场

一个艺术机构的8周年纪念展应该展现什么？答案对于OCAT当代艺术中心来说非常明确：出版物。1月26日，在深圳OCAT举行的“捕捉——以OCAT 出版为主体的思考”中，OCAT是如何为观众用出版物来呈现一个机构8年历程的？而在8年的历程中，OCAT是如何做出版物的？

机构与出版物的关系

自古登堡印刷术的出现,开启了自主出版的风潮，达达主义艺术家为了分享他们的艺术理念而印制的各种刊物，成为后来出版物的鼻祖。但是像出版物这样跨越设计与艺术的媒材却常常被无端分类，被迫归属到设计里面去。近年来，对于出版物的关注在国内也是逐渐升温。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近年所举办的出版物展览，以单位创办时间或个人书籍出版时间为顺序，展出单位及个人包括：2002年维他命空间（广州/北京），2003年蘑菇Booday（台湾），2004年3月的White Fungus（新西兰/台湾），2006年4月的字花Fleurs des Lettres （香港）、同年7月Waterfall杂志（台湾）、9月Manifesto宣言（上海），2008年nothing.cn玩生活（厦门），2009年8月副本制作（广州），2010年1月黑纸Black Paper（香港）、同年6月《咔》摄影文化志Klack Magazine（香港）、8月速写Croquis（杭州），2011年5月Goooodie（上海）、同年6月集•Cover（杭州）、根号杂志Radical Sign（北京）、7月青年艺术家南方《关于信任的肖像实验》Meet Strangers（北京）、香蕉鱼出版社Bananafish Books（大连）、同年8月的Anusman （北京）、9月的OFPiX（北京），2012年3月的大头出版Bighead foto (广州)、同年7月的Ha Wan Pao（香港），以及最后的2012年8月的蔡仕伟和苗云的《守艺人》和《首抄本》（江苏）。从这些展览中可知，不少的出版物展览都是集中在独立出版物界以及出版界，机构举行的出版物展览所占的比例不多。

而OCAT对于出版物的关注，与如今OCAT的艺术总监卢迎华有着一定的关系。其在OCAT曾举行的“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中，对艺术家进行长达一年多的关于从创作者和实践者角度出发的策展讨论，成果最后以展览、出版物形式呈现，可知她对出版物的偏爱。在艺术行业中，出版物通常称为“画册”或者“图录”。不同的艺术机构基于不同的诉求，他们的出版物其实是承载着不尽相同的功能的。

对于艺术机构来说，它的工作重心可能是在组织展览和将艺术家的作品呈现给观众上，然而，无论展览时间的长短，它终究会结束，这种时间性决定了艺术机构需要以某种方式将它记录和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它可以作为艺术机构的文献档案保存下来，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和记录，可以提供给后来的人观看和研究；此外，它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艺术机构所组织的展览项目和艺术家的创作，起到一个传播的作用，使一种“不在场”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在场”。这两方面也许是促使艺术机构做出版物的基本诉求。而对于OCAT而言，其首任主任黄专在接受一位意大利的研究者Ornella 的采访时候所提到的“展览是研究的结果”，更能说明OCAT的出版物具有的性质：出版物是展览的延续。

而从本次展览中所见，OCAT两位策展人——方立华和李荣蔚用14个问题对应OCAT8年里举办的一些重要展览出版物。像在提问“出版物与展览的关系是什么？”时，两位策展人所提供的素材正是由卢迎华与刘鼎所策划的《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艺术实践》。李荣蔚认为，出版物和展览当然并不只是存在一种关系，根据不同项目的构想，这种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于强调研究工作的OCAT 来说，出版物和展览其实都是研究工作的结果，尽管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它们的工作方式和逻辑有很大的区别。

舒群作品《关于“书”……》

出版物中的对话

而在这些出版物中，可以发现的是，OCAT的出版物大多是以策展人对艺术家采访为主。采访同样是策展、出版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它是一个切入口，是艺术家和策展人关系中一条重要通路，对通路的分析，正好提供了了解“策展工作是如何开展”的线路图。而这种方式从OCAT前首席策展人黄专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在对汪建伟、谷文达、舒群、徐坦等艺术家的策展工作，甚至是巴厘岛会议上都使用了采访和对谈的形式。与记者进行的采访不同，这是有知识准备的、没有防范的、互相尊重的交谈。在采访前，策展人和艺术家已经达成了合作关系，而在采访进行时，双方主要追求信息的有效交换和思想碰撞，出色地完成展览或拓宽展览的思想场域是双方共同的目标。

而作为黄专策展团队的一员，王景相比黄专、巫鸿的“正式”采访，可以说是随性的、呓语式的。在展览出版物《去》中的采访，她和工作伙伴满宇使用的是MSN这种媒介，其中充满了“嗯”“88”甚至“对方发来一个振动”等网络符号和用语。 OCAT的艺术总监卢迎华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采访，“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是以众多的采访集束起来的艺术项目。在展览出版物中，策展人/编者却将采访抛开，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撰稿人都是以文本面目出现，策展人以此体现他们的平等和民主。

在本次的展览中，“对话”在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也成为了14个问题之一。策展人李荣蔚认为，策展人与艺术家的对谈/采访，借用福柯的“知识考古”的概念，通过对于艺术家创作的回溯和观念的讨论，试图找出形成艺术家工作方式的知识机制和逻辑。这样的对话不只是作为研究的辅助手段，它是综合了各种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智力活动，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也许可以视为一种“艺术史写作”的实践。

对于OCAT来说，出版物是其艺术史研究的铺垫。正如“捕捉”这个词所提示出的既有偶然性、又有一定选择性的特征，OCAT的出版工作也正处于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不断发生变化；它不是一种盲目的追随，而是在持有己见的同时，有所选择地开展具有独立性的工作。这和艺术史书写或者当代艺术的实践具有某种一致性，因为没有哪一种艺术史的书写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哪一种艺术实践可以成为一种“范式”，它们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语境下所“捕捉”到的特定产物。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