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喜爱的文房用品之一，它既可供使用，又可作观赏，因而书房的陈设高雅便成为品评文采的标准之一，各种式样精美的笔筒应运而生，许多供皇室御用的笔筒，成为中国历代工艺品宝库中的精品。

数枝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

这是唐代诗人岑参《山房春事》中的经典诗句。笔床就是笔筒的前身，唐时的笔床是将毛笔横卧其上，如人卧床。一只笔床上至多可放三四管笔。虽然造型新巧，但使用起来不太方便。

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镂孔是为便于取笔。由此可知，两汉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三国时期的吴国文人陆玑，在《毛诗草木写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中写道：“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笔筒一词，便有史可查的绵延了二千余年。宋无名氏《致虚杂俎》载：“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当然竹木易腐，无论是两汉，还是唐宋，笔筒存世者皆寥寥可望。

到了明代，圆口直壁、造型新巧、简约实用的笔筒开始出现，经过能工巧匠的设计加工，材质多样、雕镌精致的笔筒，成为文人雅士的芸窗新宠，至今盛而不衰并风靡天下。明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一语道出了笔筒容毫纳笔的精神内核。明屠隆《文具雅编》载：“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又明文震亨《长物志》云：“笔筒，湘竹，桥榈者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笔筒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兼而有之，因此也受到藏家们的喜爱。

在古代文人中，如果没有讲究的、有格调的文房用具，那么作为一个文人，他的修养乃至做人的品质都是要遭到质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得以看到这些材质考究，制作严谨，韵味十足的形形色色的笔筒。这些流传于世的艺术品，不知经过了多少文人细心地擦拭与触摸，也不知在书房案头上，激发了多少才子的玄思冥想。这些笔筒身上，至今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一般来讲，文化含量越高的笔筒价值越高。所以选择笔筒收藏时，不管是什么材质，都应该首先选择名家的作品。清代中晚期的文化气息很浓，文人墨客、诗画名家在笔筒上下工夫很足，所以笔筒上有名人题诗、作画、题印的就比一般的笔筒价值要高。除此之外，再看笔筒的材质、工艺水平、艺术水平以及它的品相。目前有收藏价值的笔筒的材质大致分为五大类：瓷、木、竹、漆、玉和象牙。在拍卖场上，出现数量较多的是瓷笔筒。

瓷笔筒。中国自宋代起已出现陶瓷笔筒。明代初期，文具爱好之风兴盛，各种式样精美的笔筒应运而生。其中，五彩瓷、青花瓷笔筒最为流行。

到了清代，瓷笔筒制作工艺更为讲究。许多皇室御用的笔筒成为中国历代工艺品宝库中的精品。康熙即位后，非常重视瓷器烧制，特别是文房用瓷。在他执政期间，文房用瓷的烧制数量和工艺水平都到达了历史最高峰。据记载，当时在景德镇御窑场内烧制了大量瓷质文房用具，其种类之丰富，制作之华美，造型之奇巧，釉色之秀雅，均可称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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