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谁在拍卖中国》  第五章 “赢者的诅咒”：国宝综合症

在任何国家，贵族、富豪阶层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和解读品位，素来都会对一个民族的收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而决定贵族和富豪们这种认知力和解读品位的要素，则完全在于这两个社会财富主要占有阶层的自身素质，这种素质又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文化底蕴和审美情趣上。有人说中国的情况例外，理由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旧贵族阶级随着封建帝制的真正消亡而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一具毫无政治、经济活力的僵尸。他们还认为，在中国，是汹涌澎湃的全民收藏运动推动了知识匮乏的新富豪阶级的跟风。事实果真如此吗？

迄今为止，我国的收藏文化导向仍旧受控于境外的某种神秘商业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已有阐述，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这种外部神秘力量的中间传导机制——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中国新富豪阶层，毋庸置疑一直充当着中国收藏大众的领头羊。这个阶层的收藏行为无形地影响着普通大众、乃至中产阶级的收藏头脑，他们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文物市场各个阶段的标志性旗幡。

这个新的收藏群体，从一开始就毫不讳言地将自己的收藏行为归类于“艺术品投资”，有些富豪干脆将自己收藏的名画称作“挂在墙上的股票”。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的孵化下，中国艺术品市场在本土富豪和西方古董商们的金钱游戏中被迅速边缘化、泡沫化，变成了中外资本大鳄们的附属赌场和游乐园。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文物收藏家，则往往因为资金不足被挤到市场的边缘，只能与普通大众一道去享受“捡漏儿”的乐趣。

中国新富豪参入文物收藏的时间有先有后，但成为群体形态应当起始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从浙江宁波的“夺宝双雄”陆汉振和徐其明初征海外拍场算起，到山西富豪军团跟风而上，至今也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余年当中，富豪们的收藏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05年之前。那时候，富豪们的收藏活动主要是在国内文物专家们指导下进行。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富豪收藏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交易地点多数选在海外，二是收藏品基本上选购一些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和宋、明两代的官窑和名窑瓷器，还有少量的古字画和元青花瓷器。道理很简单，专家们认为：好东西、真东西都在国外。在品种选择上，那时候专家们的眼光还比较客观，在帮助富豪们评估文物市场价值的同时，能兼顾文物的自身文化品质，加上当时中国文物的价格刚刚步入上升通道，所以买回来的东西基本上还可以算作“价廉物美”；

第二个阶段是从2005年-2007年。一些国际著名拍行在结束了2004年的中国拍卖路演后，果断地将中国文物推上天价，佳士得拍卖行力拔头筹，以两个亿人民币拍出“鬼谷子下山”青花罐，一举唱响元青花神话。此时，少数精明的浙江富豪，借机将前期误打误撞买下的元青花高价出售，赚取了可观的利润。可同时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更多的富豪看到了艺术品投资的暴利，争先恐后地涌进拍场。而此时的文物专家们也已经被天价拍品搅乱了心智，多数人都匍匐在外国拍卖公司的“金槌”之下，人家上拍一件，他们喝彩一片，进一步推动了国人海外夺宝的热潮。

进场的人多了，元青花供不应求，一些国际拍行便不失时机地又推出了以官窑瓷器为代表的清代宫廷器物。于是，中国的新富豪们开始规模化进军海外拍场，疯狂抢购元明清三代宫廷器物，除开官窑瓷器之外，一些宫廷摆件玉器、铜兽首等，都成了富豪们的竞买品种，导致中国文物的价格陡然飙升，那些外国拍行赚得盆钵具满。但是，这一波进去的中国富豪们就没有他们的先驱者那般幸运了，因为僧多粥少，那些热门拍品的影子——高仿品开始小批量地进入国际拍场。根据记者在景德镇暗查，每年至少有20-30件左右的元明清“官窑器”高仿品在国际拍场高价成交。市场疯狂了！富豪们即便买到了一些“真货”，那也往往是“将豆腐买成了肉价”；

从2008年开始，世界金融危机毫无悬念地波及到艺术品拍卖市场，尽管一些拍卖行仍旧公布一些高价成交拍品名录，但是，真实的情况可想而知。而此时的中国富豪收藏者们大部分人在艺术品投资的项目上还处于“买进”阶段，根本没有利润可言，即使想卖出藏品，但苦于貌似繁荣、实际疲软的拍卖市场无法积极响应他们。所以，他们当中有人惶恐不安，开始担心自己的收藏是不是“接下了最后一棒”？甚至是不是买了赝品？还有些资金实力强悍的人，则一手捂住藏品，期待日后升温。另一手谨慎“补仓”，不露声色的选购一些所谓的“高精尖”拍品，如现当代名人画作、历代皇帝御用品等等。

正因为中国的富豪收藏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打上了“投资”烙印，所以他们的收藏活动、还有他们的收藏品，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商业运作轨道，收藏什么？以何种方式收藏？都必须严格按照富豪们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模式去决定和运作。因此，多年来，对于富豪收藏家以及他们的藏品，大众知之甚少，有些金屋藏宝的收藏大户甚至完全与世隔绝，自始至终都逃遁于媒体和大众的眼球之外，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