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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最近在北京大学作了名为“美术馆：知识生产与公共性”的讲座，向最高学府的知识精英们介绍中国的美术馆事业近年来取得的重要发展。“知识生产”作为一个当代感强烈的语汇，已经成为策展人们定义自身工作的常用词，但这种说法背后也有很大的危机，因为“知识”这个词在公共话语中正在贬值;“公共知识分子”、“理论家”这些称号在全球范围内都正遭遇质疑，其罪状有制造与传播谣言、输出商品式的花哨却没营养的理论、在自己的学科内没有建树却喜欢到别的学科大放厥词等等。

柏拉图区分了“知识”与“意见”，“知识”至少要满足三个层次：1.要理论上理解;2.要实践上能做到;3.做到后要保证是正义的(在阿拉伯哲人的解释那里还有第四种即“思的德性”)。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天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大概其多数都要被划为文盲状态了，相反，那个被认为是西方思想最重要宗师的苏格拉底却说“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对自己这唯一知识的精彩运用体现在《理想国》中，那些自以为拥有政治知识的人无不被苏的追问与论证打败，而当他们都折服于苏格拉底的智慧并愿意听从其教诲后，苏又带着他们建立了一个宏伟的语言乌托邦，并最终用反讽与神话告诉读者，信他也白信，这个用逻辑堆起来的乌托邦在现实里压根是建不起来的，他唯一知道的还是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作为最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理想国》在对话中揭示了“真理”与“信以为真理”的区别。靠对话与理论逻辑不能完美地解决现实问题，但是能拆毁那些永远在不断形成的有害迷信，并让有天分的人在其中学会人类知识的限度在哪里。

如果在美术馆或艺术中有可能进行“知识生产”，也肯定不是用展览标题、前言或研讨会制造一个个忽悠大众的新迷信产品，而是在自身文明之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展开有效的对话;这种对话除了公共性，更重要的是延续性与严肃性。

中国现代艺术从8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系列与自身处境相关的重要命题，像栗宪庭先生的“重要的不是艺术”，就在某种程度上拆毁了人们对“艺术自律性”的迷信，让艺术从模仿经典走向转化政治性或社会性经验的新事业。持反对态度的高名潞先生则在多年后用“意派论”予以回应，不论展览做得如何，“意派论”重新深度阅读自身文明古代艺术经典以敞开当代艺术视域的道路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命题，尤其当“重要的不是艺术”已经走向“什么也不重要”的文化虚无主义迷信时，这种返回当然是对艺术创造的新解蔽。

但是现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当代艺术中这种对话却越来越少，年轻策展人的布展经验在提高，问题意识却在退化。这样的后果很明显，中国艺术将沦为西方国际双年展与文化理论产品的殖民地，与中国文明自身现实没有关系的虚伪谈论将占领美术馆和出版物，说汉语的艺术家将没有任何学术尊严，“中国当代艺术”也将不复存在，只剩下“全球普世艺术”分工下的“中国馆”。

美术馆如果想“知识生产”，就必须重启80年代以来的、晚清以来的、先秦以来的艺术思想对话，并且明白自己拆毁新迷信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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