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术史家，早年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获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硕士学位，1987年获哈佛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这些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巫鸿的研究跨学科性很强，融合了历史文本、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而且富于创见，对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材质、时期、主题的美术作品都颇有启发性。作为著名的古代艺术史学者，巫鸿一直对中国当代艺术有着强烈的兴趣，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在哈佛为陈丹青、张鸿图、罗中立、木心等一系列旅美艺术家组织了个展和群展。过去十多年，巫鸿策划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包括2002年的首届广州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等。同时，巫鸿也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物尽其用——老百姓的当代艺术》和《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等。

过去几年，中国各大城市都大力发展各类型美术馆（包括博物馆），既有城市公共投资的城市美术馆，也兴起了不少私人美术馆。您怎么看美术馆数量在中国的爆发式增长？

巫鸿：中国过去几年，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是爆发式的。我们虽然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提出超英赶美这样的口号，但在心态上，我们还是觉得中国要以最快速度在各方面赶上西方，无论经济、文化还是科技。在中国，很多政策都是自上而下的，但艺术方面更多从下往上，比如艺术家、收藏家、艺术机构、院校等都有很强的动力去发展美术馆，所以形成这种快速的爆发状态。

其实在艺术界，不仅是美术馆的发展，中国很多方面都和西方经验比较接近。西方曾经也出现过各类艺术区，中国在2000年才开始出现艺术园区这类新事物，比如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干山路M50创意园，接着在全国各个城市很快出现一批。在美国，这类艺术家群体和艺术区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被商业化，而中国只用三年左右就会被商业化。现在，美术馆在中国的发展，也进入新的级别。以前说，中国没有当代美术收藏，然后就有了；收藏也很快转化为美术馆，这又是一个跳跃性的。当然私人美术馆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在中国出现，但现在从数量上和心态上，都有质的变化。

您这些年一直生活、工作在美国。在您的经验中，美术馆在美国城市中处于什么位置？

巫鸿：最近二三十年，在西方，美术馆越来越成为一座城市最主要的文化空间。在一座城市里，当然还有歌剧院、电影院等文化娱乐渠道，但最近些年，美术馆已上升到不太一样的层次。看电影是一个纯娱乐的活动，而美术馆还带有教育和知识的功能，在那里可以学知识、历史和艺术。周末，全家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更不用说是知识阶层，都会选择去美术馆。在西方，他们的美术馆有很多种类，有大型综合的，也有小型、专业的美术馆，一些重要的展览很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重要新闻，你懂不懂都要去看看。在西方社会，美术馆已经成为一个很社会性的、带有旅游性的场所，尤其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全世界的游客来到纽约，都要去看那些美术馆。

在美国，美术馆还有一个功能是普通娱乐无法取代的，美术馆这样一个空间在最有钱、最有权势的阶层与普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美国主要的美术馆都是私人的，虽然政府还是会往里面投一些钱，但它们的创建和主要运作机构，还是以私人董事会为主。这里面的人都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但他们把个人财富转化为美术馆。当然这么做有多种目的，比如公益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美术馆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混合了很多因素。作为一个现代大都会，它成为社会阶层调整的一部分，它有教育功用，也有旅游商业价值。中国的城市也会这么走，也在建美术馆，但我们的知识条件和西方不同，建起美术馆后，下面怎么办？其实建美术馆是不难的，只要有钱、有地，关键是怎么运作。

美术馆这样一种公共空间，对公民和城市的意义在哪里？

巫鸿：城市需要公共空间，公园是一种，商场是一种，美术馆只是其中一种。美术馆往往处于公园附近，但它和消费空间不同，它具有知识性，完全属于精神层面，所以它不是完全消费类型的公共空间，但也不完全属于公园这样的自然空间，也不是消费性娱乐空间，像百老汇、电影院这种。对于大城市，美术馆也属于一座城市的文化标准，你去欧洲，就可能去看美术馆，通过这些美术馆来比较那些城市。很多人问我，在中国要是看当代艺术，应该去哪个美术馆？我说，还没有这样的场所，所以只好去798。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美术馆。他们就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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