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残片

浩瀚的海洋，因其深邃、诡谲和险象频仍，每每令人望而生畏，同时又由于它富饶、奇妙和平坦无阻，远古以来便成为人类探秘、征服和利用的对象。于是，邈远而荒寂的彼岸，变为人类栖止的乐土，相距迢遥的滨海地区间出现了水波之上的无形的通衢。唐人王勃所谓的“天涯若比邻”，用来形容海洋阻隔的两岸间的紧密关系，是十分贴切的。不过，文化的跨海流布与陆上扩散完全不同——文化在陆上传播时，通常会随着时空的延展而逐渐发生变易，所以当它流入遥远的异地时，早已被改头换面；文化从一地经海路输入另一地时，其面貌却依然如故，这是因为海洋虽辽阔，却无文化扎根、衍化之地。文化的海路交流的这种特性，对探索古代中国与海外异族的往来是颇有意义的。考古资料显示，商代或更早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已通过海路外传了，而中国与西域滨海地区的海路交往，据我在1992年发表的《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中考证，应肇端于战国之前。西汉以降，在中国通往异域的海路上，呈现出了船来舶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唐代开始，中国的陶瓷被源源不断地用船舶运往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史的壮丽画卷中繁星般地闪烁着分外耀眼的光辉。

浙江是瓷器的发源地和青瓷的主要产地，晚唐至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经海路销往今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叙利亚、土耳其、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索马里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北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一书中对陶瓷的海外贸易情况记述道：“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井里汶(Cirebon)附近海底发现了一条沉船，舱内遗存瓷器、陶器、玻璃器、金器、铜器、锡器、钱币、水晶、珠宝、象牙、犀角等各类物品近30万件，其中，北宋初期(吴越晚期)越窑青瓷的数量竟达20多万件。由此可见，当时浙江青瓷的外销规模是空前的。

日本出土的元代龙泉窑青瓷樽式香炉

若对古代运销到世界各地的浙江青瓷作鸟瞰式的观察，便可看到越窑青瓷与龙泉窑青瓷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缺环。北宋中期以后越窑制瓷业的迅速衰歇，使浙江青瓷的外销陡然滑坡。但是，越窑的没落，并不意味着优秀制瓷技术的消亡，而是标志着这种工艺向适合它的空间转移的开始。从南到北，无数生产青瓷的名窑和土窑，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越窑的影响，然在越窑凋零之际，使越窑卓越的制瓷传统在异乡生根而获得新生的，则是浙江南部山区的龙泉窑。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转录《龙泉县志》有关制瓷业的记载云：“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后来又写成“琉田”，即今龙泉大窑，是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北宋晚期，龙泉窑的产量还不大，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至北宋末年，龙泉窑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因此，北宋晚期的龙泉窑青瓷在海外发现的数量极少。在越窑外销青瓷枯竭后，海外异族对青瓷的珍爱之情一直没有减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龙泉窑的施透明青釉的刻划花产品从南宋早期开始大量外销，从而恢复了中国外销青瓷的供求平衡。就国内的推动因素而言，是与内忧外患、偏安江南的南宋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有关。南宋人熊克在《中兴小纪》中记载，宋高宗曾对大臣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下七》记载，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所以，越窑外销青瓷断档多年后，龙泉窑青瓷的倩影在东到日本、南达印度尼西亚、西至埃及的许多地区普遍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上述的内因和外因，不惟促进了龙泉及其周边地区制瓷业的迅猛发展，而且也使距离龙泉不远的福建北部的浦城、建阳、松溪、南平，以及福建沿海的同安、闽侯、连江、福清、莆田、仙游、泉州、南安、安溪、厦门、漳浦等地，纷纷建立起大量生产刻划花青瓷的窑场，因产品风格明显受龙泉窑影响而器物质量又逊于龙泉窑同类青瓷，被称为“土龙泉”。人们普遍认为，这类青瓷的年代上限为北宋中期，其最盛期为北宋晚期至南宋。由于龙泉窑兴起于北宋晚期，而文化从一地向另一地传播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滞后现象，所以我认为福建等地窑口烧制的带有龙泉窑产品风格的刻划花青瓷之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北宋晚期，这些窑口的极盛期则始于南宋早期。出土情况表明，福建一带出产的青釉刻划花粗瓷，主要是经泉州港销往海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