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是记录历史瞬间的一个载体。新昌县名人信札收藏爱好者董伯敏至今收集到上千封名人信札，并打算出一套名人信札研究的系列图书，举办“近现代当代名人信札展”，把藏品详细地介绍给读者和研究者。

十年心血淘回上千信札

董伯敏是新昌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从小就喜欢读历史知识方面的书，后来他迷上了收集名人信札。

搞收藏，眼力、财力和魄力三者缺一不可。作为工薪阶层，因为财力有限，因此搞收藏更要有魄力和眼力。为了培养眼力，董伯敏买了很多工具书，研究名人的书写风格和习惯，熟悉名人的不同气息和历史背景。多年的知识积累，董伯敏的眼力突飞猛进，给他的收藏增添了不少底气和勇气。

2005年，董伯敏去北京出差。办完正事，他乘坐公交车到潘家园旧货市场去淘宝，一下子买到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长王丙乾等人的多封信札。可等他买完回程机票，却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了几元零钱。回到杭州后，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向同学借了几十元钱，才买车票回到新昌。

每封信札仿佛都会讲故事

一封看似平常的信札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故事、一段历史。

董伯敏的手头有一封钱学森写给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外国文艺研究所朱丰顺的书信，是朱丰顺写信向钱老请教文艺创作的问题后钱老的回信，在这封回信中，钱老讲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但钱老仍谦虚地说对文艺创作“自己是外行”。“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谦逊态度，完全没有一种大科学家的架子。众所周知，钱学森是位科学家，从信札中看出他对人文科学也有独到的见解。”

沈钧儒写给好友王云五的毛笔书信，记录的则是一段历史。信中，沈描述了“一·二八”变事中上海法科大学图书馆被烧的情况。沈钧儒时任中国法科大学教务长一职，这封信真实地反映了沈钧儒复杂的心情。

去年一个冬夜，董伯敏在网上淘到一件原浙江大学校长、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写于1949年的信札。这件信札把竺可桢人虽出走上海，可心里却记挂着浙大师生的心境体现得淋漓尽致。

信札中的“绍兴印迹”

董伯敏收藏的名人信札基本上以近现代、当代为主，侧重于“五四”前后文化名人的墨宝，如张之洞、俞樾、梁启超、叶圣陶、顾颉刚、季羡林等国学大师和文化名人。

近年来，董伯敏十分注意收集绍兴乡贤的信札。董伯敏手头有一份《光复军志牟言》原稿，其作者为清末学者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弟子张伯桢，这封信札真实地展示了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绍兴籍革命志士矢志推翻满清王朝的历史。

开明书店由绍兴人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立，是当时很有名的出版机构，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都由其出版发行。1929年，开明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包括丰子恺、林语堂、夏丏尊都是书店的股东。

几年前，董伯敏无意中收集到其中一份股单，“上面有股权人的签名和印章。”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收藏这些股单，然后发现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都是该书店的股东，如今，他手头已经有1000份左右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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