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pon Osorio, "The Scene of the Crime (Whose Crime?)," Detail, 1993

凯伦·基里姆尼克（Karen Kilimnik）的影像作品“Heathers”在新美术馆某楼梯井的一个小显示器上播出。她拍摄了一部电视机，重录了1988年关于青少年文化与社会反抗的另类电影《Heathers》，并对电影的原始镜头进行了慢放、定格和倒带等处理。凯伦·基里姆尼克（Karen Kilimnik）毫无理由地重做了这部电影中某些情感最充沛的时刻。在这件作品的对面，导演托德·海恩斯（Todd Haynes）为电影《Safe》收集的原始图像资料被放在了一个基座上以便观众能够迅速地翻阅。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无迹可寻了。我们被以某个时刻为中心的图像渗透了：而这个时刻也得到了浪漫化、装饰和创造。这些资料图片（废弃的加油站，沙漠上的落日等等）使电影本身的艺术产品具备了代表其缺席的主体的意义。

新美术馆首层的一面墙全被三星电视机占据了，电视上循环播放着一系列事件活动的影像，它们强调了文化在1993年所产生的发展。“NYC 1993”将它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1993那些重要的“时刻”上，它似乎更与对历史的再现而非历史本身有关。周围都是文化记忆的提醒物，它们提供了一种我们可以沉浸在其中的情感上的回应，同样个人对过去的记忆也与社会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结合在了一起。我们会感到一种个人确认感，就好像某些历史重量能够被赋予我们对“曾经发生过什么”和“将来的生活里还将发生什么”的集体幻想一样。

格雷格（Gregg Bordowitz）的实验性自传“Fast Trip，Long Drop”记录了艺术家与艾滋病的战斗，它很好地示范了这种对个人历史的重新处理是如何让人们不再感觉到被简单地跨越到一种得到了许可的政治立场中的。格雷格（Gregg Bordowitz）描述了他对处于一种活着但同时又慢慢死去的状态中、而且这一状态至今为止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和指责着的绝望。在一篇采访里，他提到了一个他曾经有过的愤怒的幻想：找来一个妓女，然后让她也感染上艾滋。格雷格（Gregg Bordowitz）绝望地解释说：“我需要感觉到我的幻想仍然还具有力量。如果我们的幻想不再是引人注目的，那么我们就被遗弃了。”格雷格（Gregg Bordowitz）的视频忏悔是这场展览中为数不多的标记了这种个人对历史的制造对日常生存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或缺的作品之一。

“NYC 1993”持续受到了过去的影子的影响。怀旧本身也被一种必要的主题的突变界定着。通过这场展览展出的综合的艺术作品，各种各样的珍贵时刻得到了扩展，然后被塞进了一个新的过去中：这样的过去从来没有被真实地体验过。的确存在过去，但是我们渴望重新收集和加以修饰的过去却从来都不存在。与其渴望那些我们有过的过去，我们更宁愿期待一种我们记住了的过去。“NYC 1993”给了这个神秘的空间以“特权”，对它进行了粉饰以便我们在盲目崇拜与集体的重新想象之间能够更加顺利地移动。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