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MURAbros，左为弟弟Kentaro，右为姐姐Yuka

SHIMURAbros 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姐弟组合，由Yuka（生于1976年）和Kentaro（生于1979年）组成，二人因创作综合材料雕塑、装置和影像而为大家所熟知。在过去两个月里他们在成都驻留，并在驻留项目结束后携新旧作品于A4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个展。我们借此机会请SHIMURAbros 谈谈他们的创作理念。

记者：为什么你们会决定一起创作？平时怎么分工？

SHIMURAbros：我们两个是亲姐弟，从小就在一起生活，也可以说一直都保持着“合作”的关系。在Yuka去英国圣马丁读书前就已经在一起拍电影了。像现在在一楼的作品《SEKILALA》的剧本是我（Kentaro）写的，Yuka是美术指导，后期拍摄则是我们共同完成。但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一起在做，没有明确的分工。

记者：你们的创作常常以将影像与装置结合的方式展示出来，使你们这样做的原因是？

SHIMURAbros：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的时候相当于创造出了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然后才有了今天人们看的叫做“电影”的东西。我们也要做类似有开创性的工作，因此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想要用一些新媒体、新方法或者新元素，可以说这像是一种使命，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创作方式。

记者：电影是你们作品里不可缺少的部分？

SHIMURAbros：电影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存在，因为我们是在用影像思考的人，这个跟画家绘画或者用文字写作都不一样。在日本福岛海啸之后，很多人觉得那是电影，不是现实。我们忽然意识到很多人其实被框在了一个对电影带有保守印象的框架里。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决定要把我们的电影或者说我们的视野要放的更宽。

记者：你们曾说“过于平面的图像是不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

SHIMURAbros：画家绘画的时候素材可以自己来挑选，墙壁、纸等等任何位置，这是他们的方式。对电影的图像来说，好像只有屏幕上播放的才能称之为电影，这是一种限制，像很多电影的比例都被限制在4:3。我们没有遵循这些传统的限制，比如《小红帽》这个作品的拍摄器材，还有放映的屏幕都不是常见的，我们用了高速摄像机拍摄，但是放映用了正常的速度。还有我们会用三个屏幕播放，或者忽然切掉画面，我们希望对电影的表现方法能有所改变。

记者：你们用作品强调对“光”的重视是因为什么？

SHIMURAbros：电影是用光把实物拍出来，让人感觉它在荧幕上是一种光影效果。《没有胶片的电影》这个作品里把这种关系反过来，把“光”实物化了。在我们作品里“实物”和“光”处于同等的地位，尽管生活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实物更有存在感。

记者：作品中的角色在造型设计上是怎么考虑的？

SHIMURAbros：作品不同，造型也会完全不同。《SEKILALA》里有一幕是把老鼠皮撑开做了一个生物工具，这是作品的关键部分。影片里父亲想打他的女儿，但他碰不到，然后他想撑开自己的皮肤，这样就能够碰到他的女儿。皮肤是那个作品里一个很关键的元素，所以你看作品基调：家具或者衣服都是和皮肤颜色相近的。这些衣服都是在捷克拍摄时准备的，但是你看不出那些衣服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记者：你们认为电影为当代艺术带来了什么？

SHIMURAbros：这几年的感受是很多艺术家把电影当做基础的素材来创作，电影的表现手法对当代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前也有很多人都尝试过，像达利、安迪·沃霍尔都拍了电影。另外现在拍电影已经是一个很大众化的行为了，这也对电影本身的敬意有所降低。

记者：在成都驻留期间做《Florence Lawrence，What did you see?》这样一个作品的原因是？

SHIMURAbros：去年因为展览“平行的极东世界”我们已经来过一次成都，那时是11月份，正是冬天。第一感觉是成都好像一个整个被浓雾围绕起来的都市，而这次新作中的主角Florence Lawrence也是影史上一个谜样的女演员，所以后来就想干脆以“雾”为话题做一个新作品，让他们相关联起来。最后作品是由我们对12个本地演员的提问和我们搜集来的12个真正的电影演员资料组成的。

记者：作品《太阳》强调互动的观念，这种与观众共享的观念在你们的作品里意味着什么？

SHIMURAbros：这次展览里的很多作品我们都想要强调一种互动概念，就是让观众有更多的体验。《SEKILALA》没有固定的开头和结局，观众可以挑任意的时间进来看。包括新作，我们没设定观看的位置，坐着或者站到旁边看都可以。电影不只是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来看的，视角变化会有不同的感受。

记者：未来有什么计划？

SHIMURAbros：计划很多。其中一个是我们可不可以做一部能在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是一个“原点”，从这个原点重新出发是不是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