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他是中国最早一批探索当代水墨的艺术家，也是新中国第一批签约国际画廊的艺术家；年轻时他曾辗转于三所不同类型的艺术学院，只为他所热爱的电影；他的水墨脱胎于中国传统，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对摇滚乐的情有独钟；如今，他几乎是从事水墨创作的唯一一个“在野”艺术家。凡此种种虽然看似矛盾，但朱伟自始至终都在选择做一个独立的人。

成长于八十年代

1966年，朱伟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军人，因此他也是典型的在北京大院和胡同中长大的一代人。这样的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朔或者崔健，他们在“文革”中成长，直面改革开放的激变，并且在社会变革和思潮涌动的1980年代集体“发声”，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独有的“传奇”。对于过往的经历，朱伟并没有多谈，但是对于“激情燃烧” 的1980年代，他却感慨良多。在朱伟看来，1980年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无论是诗歌、电影、音乐还是美术，乃至是地产，各个行业都涌现出一批特有的人才。而且这不仅限于中国，西方也是如此，就拿朱伟最大的爱好之一摇滚乐来说，1980年代也是国外大牌乐队集体涌现的年代。正是这一批人，他们构成了此后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

在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对“人”本身的思辨是大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朱伟举例说，那时候一桌吃饭，但凡一个称自己跟文化沾边的人，只要不聊尼采，不聊萨特和波伏娃，那一晚上连饭都吃不好，“就跟现在聊钱似的，一聊就滔滔不绝地全进去了。”这样的环境给了人们出头或者说自我表达的机会，他们从形塑自我开始，一步步实现自我，最终完成了自我的独立。如果说1980年代给中国留下了众多财富，或许最大的一笔便是人的觉醒。

从水墨到电影

对于自己选择学习水墨，朱伟最初还有几分被逼无奈。最主要的是家人不支持，觉得他没有那个细胞，而朱伟非得要干这个，可是油画又太贵，所以只能捡便宜的水墨画来学，他补充说，“其实那时候师范要是招生我就上师范了，他们全免费。”

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之后，朱伟转投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美术。不过，用他的话说，“我一天电影美术也没干，那时候还是画我的水墨。”但即便如此，朱伟对电影的热爱却越发不可阻挡，于是再次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电影学。朱伟有些自嘲地说，“我就是属于干什么都觉得怀才不遇，那时候觉得画画不解气，想要拍电影，就学了三年。”虽然后来他也拍了一两部小规模的电影，但还是觉得自己难以驾驭，最后还是全身心地回到绘画上来。而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能看出1980年成长的那批人所独有的理想主义和敢作敢为。

不过，电影虽然没拍成，但是这段经历却给了朱伟一个看待绘画的不同角度，乃至从电影中推论出绘画的原理，这是他最大的收获。与此同时，朱伟在学习电影的同时也从未间断过绘画的创作，并且逐渐发现水墨画的优势，即它的好坏能由自己判断。这不像油画或者装置，好与坏需要国外的批评家和策展人来评判，而水墨画就不一样了，外国人说了不算，“谁能来教中国人打乒乓球呢？”

没上过一天班

用评论家的话说，朱伟是第一位将工笔画手法引进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他以水墨表现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可能，这种传统语言与当代政治生活图景之间的反差，使他成为了最早一批得到国际艺术界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同时也是最早签约商业画廊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与画廊签约是1993年，朱伟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等于一天班也没上过，直接就成了职业艺术家。朱伟说，那时候他做个展，正好遇见香港画廊万玉堂的老板，一口气把他的几十件作品全买了下来，并且带到国外去做展览。本来国外的展览只是想试试朱伟作品的接受程度，没想到全卖了出去，而且在展览中有两位藏家对其中一件作品不互相让，险些动起手来，最终画廊出面，说艺术家还会继续创作，画廊还会与他继续合作，才平息了纷争。而展览结束之后，画廊马上到北京找到朱伟，与他签署了合同。

签约之后，朱伟的生活也有了保障，用他的话说，“当年就旱涝保收了”。他记得那时候画廊给的都是美元，每两三个月都去换一回外汇，开始的时候是1：14，后来是1：12，“那时候手里有外汇的，天天换钱花，那感觉不一样。”而朱伟与万玉堂的合作一直持续到2005年，在他看来，“感觉跟国营单位差不多，到点发工资，每年交画，今年说明年的计划，题材他们不管，我爱画什么画什么，无忧无虑。”不过，那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通讯不发达，也没有电脑，与画廊交流作品只能通过邮局传真，虽然今天看起来麻烦，但也能反映出当时艺术家的真实处境。

“在野”艺术家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无论是油画、装置、雕塑还是行为，包括“F4”在内，这些有所成就的艺术家90%都是“在野”的——既不在学校，也不在画院。但是让朱伟感到的奇怪的是，如今这些名声在外的当代水墨艺术家，年龄都跟他差不多，但是除了他之外，几乎都在学院或者画院任职，只有他从来没参加过任何协会和团体。

在朱伟看来，首要的问题是画当代水墨无法生存，因为中国没有给它市场。或许早年签约画廊给了朱伟生活的保障，但他更为看重自我的独立。对于那些体制内的艺术家，朱伟自己到现在也没有羡慕过人家，“我觉得艺术首先要生存独立，然后意志才能独立，最终创作也会独立”，而他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保持个人的独立。以前艺术家没体制活不了，现在改革开放有了市场经济，艺术家靠作品能生存了，因此朱伟很幸运能赶上这个时代，而他每一天、每件事或者说每一个遭遇，其实都是为了证明艺术家的独立性。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保持自我、不看别人脸色，这也是1980年代给予朱伟的最宝贵的礼物之一。

水墨艺术家也摇滚

水墨画和摇滚乐，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但就是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艺术却在朱伟身上找到了共鸣。而提起1980年代和摇滚乐，就不能不提崔健，事实上，在朱伟的早期作品当中，就曾反复出现过五角星、红旗、军帽等图像，甚至某些作品上还题有崔健的歌词。与其说这是一种不谋而合，不如说这是那个年代赋予他们的一种集体记忆，并借由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发出的相似的呐喊。也正是这种不谋而合，后来还促成了朱伟与崔健的合作。

那是1995年，朱伟已经在国外做过展览，出的画册流传到国内，正好被崔健的女朋友看到，就告诉了崔健。于是他就开始找朱伟，想让他给乐队设计队标，但是那时候没有电话，崔健找了半年也没找到他，甚至怀疑他是否在北京。直到有一天，二人在三里屯一个著名的摇滚据点相遇，一来二去便聊了起来。崔健告诉朱伟，说他的作品有摇滚乐的味道，这让朱伟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画的是水墨画，就担心不“当代”，结果受到搞摇滚乐的人的肯定，这让他非常高兴。二人就此成为朋友，后来朱伟如约为崔健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天幕，这件作品也陪伴崔健进行了多次的巡演。

如今，朱伟出国的机会多了，除了收藏唱片，他也有了更多的机会观看外国大牌乐队的演出。就在前不久，他刚刚在波士顿看过Coldplay和“老鹰”乐队的表演，言谈中仍难掩兴奋。不过，要说朱伟为摇滚干过最“疯狂”的事，当属2006年“滚石”乐队来上海演出那一次。那天正赶上朱伟的个展开幕，但是他不惜弃展览于不顾，直飞上海，只为观看这支传奇乐队的表演。或许正是这种疯狂与执着，在朱伟身上打通了水墨艺术与摇滚乐之间的隔阂。

水墨新时代

朱伟曾经说过，中国水墨画的表现技法，基本没有为后人预留发展的空间。水墨画有两千七八百年的历史，这就像一个成年人，该做的事基本都做绝了。这种情况对于从事水墨创作的人虽然有些被动，但是朱伟认为，只要自己闷住气，画你该画的，再过几十年或者100年之后，这些水墨画会远比油画要有分量，因为它会跟中国几千年水墨画的历史结合到一起。与之相比，油画有700年的历史，进入中国大概100多年，还属于新生事物。之所以今天油画和当代水墨二者之间的境遇大不相同，只是油画有西方人的肯定，他们的艺术理论针对歌剧、电影、话剧、古典芭蕾、舞蹈、油画等等，但根本没有考虑中国水墨画的概念，而中国也没有专门研究当代水墨画的理论家，因而从技法到理论，中国水墨画基本没给后人留后路。但正所谓绝处逢生，因为没有后路，只要有一点点新鲜劲儿，它的力量就会超过当代艺术，因为它是从本土萌发的。

不过，水墨画的发展还得得益于文化的强大，朱伟仍然清晰记得第一次在国外举办展览时的情景。当时要求艺术家写一篇创作感言，从古典音乐到摇滚乐，朱伟写了很多，最后一句是说要弘扬中国文化，但唯独这一句被砍掉了。后来他想明白了，人家外国人凭什么帮你弘扬中国水墨画啊，人家是来挣钱的，只有自己的文化提升了，别人才会真正买账。朱伟回忆说，当年麦当劳刚进中国的时候，有些年轻人觉得时髦，跑去那里结婚，这跟文化一个道理，什么时候老百姓对西方不那么崇拜了，国家再稳定一点，那就真是水墨画说了算的时候了，因为标准是咱们自己制定的。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