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不说普罗大众，即便资质稍浅的法学界人士，也未必能够明确回答，眼下咱们究竟有多少种与宪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法令法规。此番若非闹出了“《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这桩事，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早在1996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决定》，并明确公布：“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虽7年之后，即2004年8月2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该法又修正过一次，并于当日通过，且“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但我们不知，并不意味着拍卖公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一无所知。或许，正因为人家知之甚详，才故意把此事弄得甚嚣尘上。用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专家、曾参与《侵权责任法》制定的杨立新教授的解读：“书信本身是物，私人通信的书信一般掌握在通信人手中。从此次拍卖的情况看，虽然拍卖者不是信件通信人，但应是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信件，因此该委托人具有信件的所有权，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对信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信件本身不在杨绛先生手中，那么委托人如果不公开拍卖，而是私下进行转卖，在杨绛先生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的。”

与杨立新教授不谋而合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人大律师学院兼职教授王凤海也说：“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刨除个人情感，单纯从法律上讲，拍卖主要适用于《拍卖法》，委托人如果对拍品有完全的处分权，则有权委托拍品上拍。”相比之下，北京一位知识产权法领域的资深律师的看法也颇为客观：“如果仅从物品所有权角度来看，持有者具有使用权、占有权、处理权和收益权。持有人将物品拿去拍卖，并从中获利的行为不涉嫌违法。但是，信件性质特殊，涉及著作权和隐私权，其使用方式是受限制的，如果持有人将书信内容对外公开、发表或编辑，就涉嫌侵犯隐私权和著作权。”

尽管厦门大学中文系“钱学”研究专家张治博士明确表示，公开那些书信，对钱钟书先生的名誉没有损失：“那个书信我看过了，我觉得内容好像还好，基本上很多是客气话，无非就是对朋友可能有两句开玩笑的话而已。”他所说的“那个书信”，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其中在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钱先生“不能公开说”的话，却因拍卖公司前期寄出的大量影印件而在诸媒体和网站上“被公开”了。这对百岁老人杨绛而言，无疑会让她十分意外、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

无论如何，钱钟书先生乃学界大家，而杨绛老人最喜欢的是英国诗人蓝德的“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句诗，并且百余年来始终身体力行，包括李国强和拍卖公司都很明白，不从情理上尊重杨绛的个人意愿，这段公案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逻辑进行，都会让旁观者觉得他们是在欺负钱氏一门甚至惹怒中国学人，他们的拍卖之举是难以善终的。一场哗众取宠、震惊学界的作秀，他们见好就收，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绛老人貌似“赢家”，其实不过作了一回人家“钻法律无明令禁止漏洞”的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参考以下例证——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