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w Herzog & de Meuron-designed building at Art Basel

第二天：周日，6月9日

又在苏黎世的画廊中过了一天，午餐，更多的闲言碎语。一段时间后，我失去了判断重要性的感觉，而且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还是不好。有时我觉得窗户和窗外的景色更加迷人。

我出席了一个周年晚宴，在一个有着俯瞰湖外景的漂亮房子里——一座遭受着塞满了更多艺术的居所，属于昨晚的同一位顾问，从一些得力助手中接过或送出作品。这个场景并不坏，我接受着这一切，直到一个女人介绍自己，描述她见到我有多荣幸，但我实在分不清她跟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

我被自己无所不在的Obrist的想法逗乐了，但情况是有点怪异，因为我才刚刚在博客发表为Monopolmagazine写得关于他的消息，再加上当天上午，那种整个扭曲的艺术世界的不断重复着的场景。所以当我看到Obrist就在邻桌，我最后也没能告诉他。

晚餐之后，我们坐着同一辆车返回城里，这是离艺术界像一个集体一样共享一种感觉最接近的一次，一个画商试图卖给我一件作品。我问他这个作品最突出的中心图像是什么，它的构图要么明显、要么强势，或者不清晰，但他回答那副作品的构图很“神秘”。如果这个回答来自其他任何人，内涵都不会被怀疑，可是它来自这个特定的画廊。

强大的艺术世界届仍旧在被灌输大男子主义形象真令人震惊又恐惧。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在我所谓苏黎世黑手党（Zurich mafia）的成员面前缩成一个孩子。（不可否认，他也的确很吓人）。但瑞士人并不总是显得如此怯懦。在汽车上，Rubell夫妇家庭占着前几排座位，不顾Mera家长的巨大抗议，而司机坚持着自己的路线，最后让她们下了车。

我喜欢勇敢的Rubells夫妇，即使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做过生意。我认识他们几十年来，他们曾把我的调查了一整天，仍然什么也没买。但我要向他们致敬：她和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应该有一个孩子，那将是世界上第一个艺术超级英雄，在他能走路之前他就能参观100个工作室。

晚上，在我回到酒店房间的路上，另一名画商在同一楼层下了电梯，在走廊上，用她手上的移动设备向我提出了一个交易。当电梯打开，走进一个我认识的恨当代艺术产业的人，我感觉更像是在非法交易，而非被发现正在一个热烈的拥抱之中。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