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浓郁的文化与政治氛围，使得政府官员和文人学者在书画市场中占有较大比重，这在其他城市较为少见。北京政府官员大多附庸风雅，不仅追捧古代书画，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也被纳入他们的购求视野之内。当时有个叫徐燕孙的画家，其作品受到市场青睐并成为政要竞相购买的对象。徐燕孙回忆起在中山公园举办画展的情形：捧场者颇多，卖出各件多大字标贴某局长定或某处长定，一若为该画增光者也。既然徐燕孙的画作这么受欢迎，惹得众人眼红也在所难免。以致有许多人甚至包括他的徒弟，也偷偷地复制老师的作品和印章，暗中作伪卖画。

值得一提的是，收藏者的热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这些购买者受时局流变而出现经济危机时，也会暂停购画，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书画市场的交易。欧战未已，古董一行，不独外人无问津者，即京朝官，亦以薪傣支发不已时，囊中稍有余钱，亦留备缓急。故厂肆水清鬼静，甚于民国元年。这说明市场也会受到战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至于传统收藏家群体，一般也以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居多，如张伯驹、张允中等。当时北平书画市场的繁荣，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地收藏家专程前来购买：书藏家蒋毅生氏夫妇来平避暑，近来字画购入甚多。上海大藏家庞莱臣，现已来平，收购旧画之兴甚豪，王亮之吴仲圭渔夫图，已由庞莱臣君购去矣。

除去附庸风雅的官员和文人外，市场上还活跃着众多的商贩群体。如王一亭、陈小蝶、虞洽卿、李秋君、穆藕初、吴蕴初、陈光甫、狄楚青、杜月笙和黄金荣等，都是画坛十分活跃的商人。商人购买字画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有提升身份地位之意，也是他们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购画。有一次丰子恺举办画展，许多作品都被这些商人买去。

此外，普通市民也喜欢购买书画，而且群体数量非常之庞大。他们是社会中收入居中的阶层，购买艺术作品主要为装点居室之用。市民阶层中有着较高文化修养或专业技术的一类，是美术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他们思想开放并拥有稳定的职业，收入较高，且具备文化娱乐消遣的素质和资本，购买艺术品成为其提高生活品位的标识。

除了国内买家，当时的外国人也很青睐中国的书画艺术品。民国以后，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国，其中一部分出于欣赏喜好，也有一部分出于赚取利润等目的大肆购买中国书画。如1945年傅雷致函黄宾虹称有“外国人欲购其书画作品，惟便逢美国新闻记者，及本为艺术家而被征入之军人，约观法绘，一致钦佩。已就敝藏中择一二转赠，以广流传。彼等有意，一恳求大作查美金兑率甚高，若以润资易吾公喜爱之古书画，亦大佳事;二设法在美开一画会，为吾翁宣扬海外”。

民国时日本人购求中国书画的风气颇为浓重，旧人之订购先生(吴昌硕)及白石画者，岁必数千幅。被誉为北平广大教主的金城“以摹古得名，专以宋元旧迹，输送日本，其画青绿浓重，金碧渲填，日人购之，盖兼金焉”。齐白石作为职业书画家，更是日本购买者群体存在的最大受益者。在1922年春天，陈师曾受邀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带去了齐白石画的几幅花卉山水，展出并销售。这些作品不仅全部售出，而且卖价颇高。一幅花卉卖到100银元;一幅二尺长的山水竟卖了250银元。

市场的高度繁盛，也催生了伪造古书画的风气。像上文提到造假作坊区和从事赝品造的书画商人在北京不在少数。还有一些画家纷纷通过摹古制假，以获取暴利。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张大千的名声还不如今天这样高，可他临摹古画却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就连精通鉴定的黄宾虹也曾被骗，拿着自己收藏的石涛真迹来换取。张大千同京城琉璃厂古玩字画商赵盘甫、萧静亭、靳伯声、周殿侯等人有交往，这些人帮他销售临摹的古画。他的“假画”由于水平高超，现在依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如今，北京俨然已成为全国书画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中心，北京市场的冷暖已成为各地的风向标。但我们不应忘记民国的北京，那个大师辈出年代。大师们为求生存而创作的作品经典不衰，成为拍卖场上炙手可热的争夺对象。那些宝贵的市场经验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无不给了我们更多的感悟和启示。虽然那个时代已远去，但带给我们的色彩斑斓的记忆却是永远抹不去的。我们似乎依然能从那些发黄的画作和老照片中，闻到一种特有的艺术气息，给予心灵慰藉。
 

【编辑：李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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