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工厂北墙上里维拉的壁画作品 1932-1933年

底特律工厂南墙上里维拉的壁画作品 1933年

里维拉 《宇宙的控制者》 壁画 1934年

里维拉 《墨西哥的历史》局部 壁画

作为拉美艺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20年代开始，墨西哥壁画运动就已悄然展开，并对世界艺术史进程和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领导这场艺术革命的是被称之为“墨西哥壁画三杰”的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年）、乔斯·克莱门特·奥罗斯哥(Jose Clemente Orozeco,1883—1949年)和大卫·西盖罗斯(Siqueiros,1896—1974年)。其中，里维拉被誉为“墨西哥壁画之父”，同时，他也是出色的版画家和油画家，他所开创的墨西哥壁画民族风格和精神对当时的很多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谱写了拉美艺术史的新篇章。此外，里维拉还是一位积极的政治狂热分子和共产党员，他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活动与其政治态度和观念是相契合的，甚至可以说他的艺术革命和试验是其政治倾向和态度的一种实践和直接反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里维拉的艺术创作及其所引领的一代艺术革命潮流都是其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与其政治态度相呼应，从更大的方面来讲，则是整个世界格局重新整合和革命之中的区域性体现。

重新发现社会

1886年，里维拉在瓜纳华托城出生，这个后来掀起了一场壁画艺术革命的英雄艺术家在其少年时期就已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绘画天赋。但是据学者研究，这场影响至深的艺术革命在其前期就已经播下火种，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有当时圣卡洛斯学院的院长阿特尔教授，以及当时担任墨西哥教育和文化部部长的巴斯孔塞罗。

1910年，圣卡洛斯学院的院长阿特尔主办了墨西哥土著艺术展，参展的艺术家以描绘具有墨西哥本土面貌和风格的艺术品为主，集中反映了当时墨西哥民族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怀，以及在当时受到外国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冲击的民族本体文化。阿特尔举办这一画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对墨西哥政府为庆祝国家独立100周年而举办当代西班牙艺术展的行为表达抗议和不满，尽管在当时没有造成有声有势的影响力，但这次活动却为之后的壁画运动和墨西哥艺术家、知识分子对本国艺术文化和传统精髓的保护和利用起到了警醒作用，成为壁画运动的隐性导火索。除此之外，当时墨西哥文化教育部的部长巴斯孔塞罗对壁画创作的鼓励和倡导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巴斯孔塞罗利用其官方身份和便利条件实行了一系列推广民族文化和教育的政策，他鼓励壁画创作，并且委托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家在墨西哥最负盛名的古老建筑的墙壁上作画，他还鼓励艺术家大胆创新，使得古老建筑与恢宏壁画相得益彰，同时得到了推广和重视。这些举措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使得艺术创作的条件和规模得到保障，也为即将到来的壁画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行性和模式上的规范。

在出国之前，里维拉在圣卡洛斯学院接受了几年的传统艺术教育，在技法和表达上属于学院派风格。自1906年开始，直至1922年，里维拉在国外待了十几年时间，在这期间他游历欧美各国，足迹遍及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苏联等，他学习和研究那里的绘画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政治观念，为其后来的艺术创作和政治活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其所游历的国家之中，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风格和观念对里维拉的影响最大。里维拉与当代美术巨匠毕加索、克利、格里斯等人结识交往，艺术风格也受其影响，他早期的艺术创作呈现出明显的立体主义风格，画面由规整的几何形块面构成，强调其平面感，这在他的壁画作品《创世纪》中表现较为明显。从1920年至1922年间，里维拉在意大利潜心学习和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这是里维拉回墨西哥定居之前的最后一站，同时也是对他所倡导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具有指向性意义的一站，奠定了壁画运动的方向和基调。

1917年至1922年期间，墨西哥爆发了“护宪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保守派势力被彻底打倒，革命热情高涨的资产阶级掌权之后开始了以民族文化复兴为目标的政治、文化运动。这与里维拉等人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在这场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里维拉就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他预感到无可替代的青年群体的力量必将势不可挡，因此，在受到新总统阿尔瓦罗·奥夫雷贡的邀请之后，里维拉于1922年回到故乡墨西哥，参与巴斯孔塞罗所委托的壁画创作中。里维拉的壁画艺术在继承了本土印第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现代派的艺术观念与表现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带有怪诞和神秘意味的写实风格。在壁画《宇宙的控制者》中,里维拉通过大量富含象征寓意的形象的运用,不同时空的事件的组合,以及朴素而又古拙的描绘技巧,创造了场面宏大的“史诗般”的主题氛围。特别是在形象的处理上,没有那种在细节上的精心描绘,而从整体上把握画面,用单纯而质朴的绘画手法,使作品具有了“伟大的写实主义”的品质,从而大大加强了对观众精神上的感染力度。

回到墨西哥的里维拉重新发现了社会，发现了正在形成激流势力的青年力量和群众力量。尽管在此之前里维拉就已经部分放弃了立体主义的风格而转向意大利文艺复兴所指向的民族道路，但这种态度直到其回到墨西哥才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确。里维拉宣布要摒弃那种“极端的理性绘画和所谓纯艺术”，而要创造一种既能充分展现民族深厚积淀，又为普通大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艺术。为了寻求符合这一条件的艺术形式，里维拉转而投向墨西哥本民族的绘画形式，力求展现大众所熟识的民族历史、风俗和现实性题材。里维拉为许多学校和国家美术馆等公共建筑创作了大型壁画，在他的壁画中，他将立体主义、文艺复兴的古典主义、高更等人的原始主义，以及墨西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形成了既具有现代绘画意识，又充分体现民族历史，能够为大众所认识和喜闻乐见的全新艺术形式。为墨西哥民族宫创作的《墨西哥的历史》、《穿过峡谷》等作品是里维拉前期的重要代表作，表现了印第安人创造的悠久文化以及墨西哥的神话和历史。墨西哥人民抗击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行为被描绘得气势恢宏，整个画面充满原始、古朴的神秘气息，浓郁的色彩、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结实而富有雕塑感的人物形体都构成了里维拉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

为政治而作

里维拉的艺术观念和政治倾向是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里维拉的艺术革命思想是其政治革命观念中的一部分。里维拉是积极甚至狂热的革命分子，虽然在其生命中与墨西哥共产党的关系时好时坏，甚至两次入党和退党，但其艺术创作活动与其政治的态度和革命理想却是始终保持着高涨情怀和积极性的。除了积极参与本国的党内事务之外，里维拉还与苏联和美国之间有着一些联系和影响，这些影响对于里维拉本人的生活经历来讲或好或坏，但对其艺术的间接性推广和号召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从1930年到1934年，里维拉旅居美国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为许多美国的学校、艺术馆等公共空间创作壁画作品，为歌剧、戏剧设计服装和舞台背景，还创作了大量的油画、版画、水彩画和素描等，并且于1931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个人画展。这是里维拉在美国期间达到的艺术高峰期。1934年，里维拉应邀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创作壁画，由于里维拉在其中加入了列宁的肖像而遭到一些激进分子的抗议，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以至于这件作品还没创作完成就被捣毁。这次事件非但没有影响到里维拉的名声，反而使他在美国名声鹊起。随后他又创作了《美国的肖像》作品，表现了阶级斗争，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隐性剥削等内容，以马克思的形象作为对诽谤者的回应。除此之外，里维拉还于1933年创作了《纳粹文化》壁画作品，是最早以艺术形式来揭露纳粹统治的艺术家之一。此时期里维拉的政治思想在其《现代艺术的革命精神》一文中有所体现，这是其在1932年写的一篇长文，他写道：“无产阶级的生产斗争的艺术，没有任何阶级可以生产出一流的艺术，除非它已达到发展的最高点……无产阶级真正开始生产自身的艺术时，那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已完成其使命，一切阶级差别已经被抹平，成为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艺术的未来，因此不会是无产阶级，而是共产主义”。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轰动，鼓舞了当时在很多国家仍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无产阶级，其中，这场革命对于拉美艺术运动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1920年代，里维拉应邀到苏联访问，对于此次“政治之旅”里维拉抱以很高的期待，但是苏联共产党对他的冷漠态度则使他灰心丧气。但不管政治上是否如意，里维拉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活动却始终跟随十月革命的脚步，追随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口号，实践着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艺术革命运动。里维拉的“苏联之旅”并未给他带来什么收获，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艺术上，但其政治思想却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托洛茨基。里维拉是激进的革命分子、狂热的“托洛茨基派”，在其政治活动和艺术活动中一直实践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重视联合无产阶级、工农的政策倾向。里维拉与托洛茨基的密切接触是在后者被流放之后才开始。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在里维拉的申请下，墨西哥政府接收了托洛茨基。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托洛茨基与里维拉及其妻子弗里达·卡洛接触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政治和艺术，直到后来里维拉发现了托洛茨基与卡洛的偷情才致使这段情愫终结。

在托洛茨基的传记和其本人的日记等资料中，对其在墨西哥居住期间的记录并不多，至于里维拉的政治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托洛茨基的影响，至今也尚未定论。但是我们可以在一些零星的文献资料中对这种影响和联系窥见一斑。

1938年，里维拉、托洛茨基，以及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诗人和小说家布勒东共同讨论起草了一份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他们认为统一在自身历史命运之下的世界文明，正在遭受着“以现代科技仓库所武装起来的反动势力的打击之下”，因此，他们倡导一种朴素的、为普通大众和工农所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艺术，而非时下正在流行的强调所谓纯理念和思想的理性绘画，真正的艺术应该与民众同步，与民主同步。他们反对并抨击当时所流行的口号“不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认为“只有一次社会革命才能为一个新的文化扫清道路”。这也正是里维拉艺术革命的内涵所在，他以自己的艺术革命运动去实践其政治革命观念，同时政治观念又作为艺术运动的指导和方向标，艺术的实践正是需要相符合的政治运动为其扫清路障。

对于在当时影响深远的立体主义和以装饰为主的风俗画，里维拉指出“现在必须清楚，在保卫思想自由的时候，我们并不企图鼓吹政治冷漠；我们从不希望恢复一种一般上只能为反动的极不纯洁的目的而服务的所谓纯艺术。不，我们对艺术的角色的观念，其高度令我们不能拒绝让艺术对社会的命运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相信在我们的时代里，艺术的最高任务是积极而自觉地参与革命的准备工作”。并且，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准备工作，里维拉呼吁要建立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Art），集结所有的力量来反抗被压迫的灵魂，实现艺术的自由和解放。

随着墨西哥壁画三杰的相继去世，里维拉所倡导的立足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朴素绘画逐渐被受到表现主义影响的艺术风格所取代。但是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里维拉所领导的壁画运动对于拉美地区，甚至全世界的艺术史进程都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它在现代主义大行其道、征服一切的时刻及时使历史的车头发生转向，避免了无视艺术本体和发展规律的盲目行为，使得历史的积淀与现代化的创新相融合，成为拉美艺术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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