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音

撤去毛毡得解放

杨福音画画不用毛毡，而是把宣纸直接铺在画桌上，喷水打湿，刷上底色，然后趁湿开始作画。这种作画方式，是杨福音的独家秘笈。

2003 年春天的一个偶然机会让他放弃了毛毡。把宣纸铺在毛毡上作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毛毡吸收毛笔的一部分水分。但是，画完画后毛毡总是湿湿的，不久还会显出一块块白斑，宣纸铺在上面，这些地方不吸墨也不沾颜色，弄得画上就像长了许多白癣一样，十分难看。因此，隔一两个月就要换一块新毛毡，这让每天都要画画的杨福音烦恼不已。

有一天，杨福音把旧毛毡丢在门外，正好下大雨，无法到外面买新毛毡，但他的画瘾上来了。于是他用前面提及的方式试着去画，结果却有了极为惊喜的体验，让他顿觉笔墨获得未曾有过的大解放，甚至有新生之感。

“桌面是硬的，喷湿的宣纸平整地粘贴在桌面上，等于毛笔直接在坚硬的桌面画画，那种线条挥洒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而且与作画时波澜起伏的心性是那样的吻合，让我在作画时第一次获得了去除束缚的快乐。我就想，怎么不早想这个办法呢?”杨福音说。

作画铺毛毡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杨福音特地去查美术史，结果没有找到一张古人的画是在毛毡上画的。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古人作画写字并不用毛毡，而是将宣纸直接铺在案桌上或石板上。不经意之间，杨福音找到了一条与古人相通的道路。从此，杨福音就彻底丢掉了毛毡。

杨福音说，艺术创新的先决条件，就是有你自己独特的作画程序，这很重要。“这种工具性的改革，正是中国绘画求得变化的重要手段，也让我的绘画一直走到今天并呈现出自我的个性。”

8 月15日，“杨福音中国画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展出的80幅作品都是杨福音近三年来创作的。穿梭在展厅，无论是花鸟、山水还是人物，那种雨润从容的画面，甚至那把一尾尾游鱼置于荷花荷叶上方的反常，都让人产生了一种自由和写意的感觉，仿佛可以触摸到杨福音这种独特的绘制技法。

独特的，还有线条。那有着现代简约之美而富有韵律美感的线条。

在杨福音今天的认识中，不能为了一幅画去画一条线，而是一条线本身也应该是一幅画，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不仅仅是客观物象的轮廓线，这样才能有细节，画才能活。

杨福音从黄宾虹的“无皴法”里得到启发，将他如今的线描称之为“反线描”。“反线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传统人物画线描本质的继承;二是让线描的实际操作功能与审美功能获得更大的解放。传统人物画的线描还是重在表达客观对象，我如今追求的这个线描，它应具备三个功能：一是线描部分地表达客观对象;二是线描应具有离开形的独立审美价值;三是线描要在整幅作品中起到平面分割的作用。”他认为，在这方面八大山人做得最好。

杨福音一直在学八大山人。和别人不同的是，“他研究八大的构图、用笔、用墨，但并不进入八大的角色，而着重表达自己的心境，使他的画和八大既有相同的创新气度，又有自己的格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认为，杨福音也画荷花、小鸟、飞鱼、仙鹤……虽然是同样的题材，但是却没有了八大的冷漠孤傲、愤世嫉俗，变得心平气和、淡然悠远。

文人画的创新才是正路

有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杨福音身上的士或君子之风。

有人说，尽管时代早已失去了滋养士的土壤，但杨福音仍旧恪守着士身上那种种可贵的精神品质：高贵、良知、敬畏、不屈，以及那种知识的傲慢。也有人说，杨福音的兰草、荷花、美人、游鱼、禽鸟，文气十足，高雅纯静、简约幽妙，呈现出东方文化特有的朦胧诗意和大美至简的哲学意蕴，透过画面，我们能体会到这些物象所体现出的“古君子之风”。

杨福音特别强调读书，经常说“七分读书思考，三分画画”。自从1993年从长沙举家南迁广州，这20年来，杨福音就像个隐士居住在他的“半新不旧斋”。他每天很早就起床，早餐后开始画画，画上三四幅，十一点左右，他就搁下画笔，余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还在多家报纸开专栏，写了许多品藻类的小品文。

他的看法是：读书是画好画的捷径。中国画的技巧掌握并不难，三五年就可以解决。但真要画好画，关键还在人，所以读书就显得尤为重要。他曾说，读书就是跟 “好”见面，跟“好”对话，让你提升心志，超凡脱俗，晓得世上的“好”好到了什么程度。书读得好，画画也不在话下。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画家，怎么能画出一张好画来呢?他批评现在许多不读书的画家，不通文史，作品匠气十足，文气太少。

“所谓‘走出书斋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提法本身不错，但现在的画家，既在现实中没有自己的书斋，心灵深处也没有安放书斋，‘不读书’成为当今大多数画家的通病。”艺术评论家刘释之说，杨福音的绘画确确实实是靠读书堆砌起来的，毫无疑义要归到“现代文人画”中去，归到“雅文化”、“雅艺术”中去。杨福音的绘画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是，重归书斋，重归“雅文化”。

杨福音特别喜欢苏东坡和八大山人，因为他们离精神近，和物质远，超尘脱俗，是真正的文人，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八大山人是中国绘画的高峰。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时时向八大致敬。我现在要做的，是沿着八大之路走下去，这是一条当代中国绘画发展的正道。”

在杨福音看来，在风气败坏、江河日下的今天，中国画真是到了要找出路的时候了。出路在哪里呢?仍在中国画自身。确切地说，是文人画的创新。

“中国绘画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文人画带入现代。每一个朝代，就是有那么几个人，把当时的文人画带入现代。”在近代以来的画家中，杨福音独尊齐白石、黄宾虹，就是因为他们继八大、石涛之后，在20世纪把文人画带入了现代。

作为坚持在传统中创新的画家，他蔑视中国油画，也不赞成当代水墨。他把中国人学油画比作西方人学京剧，认为没有一个中国人真正解决了油画的技巧问题，甚至比不上朝鲜和越南;他把当代水墨比作“唱歌的去唱京剧”，认为这是一种很偷懒的做法，把中国画最强调的笔墨抽掉了。

对于20世纪以来多少人焦虑和探索的中西融合问题，杨福音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中西结合，认为那是表面的结合，他讲中西“神交”。什么是神交?“就是在古代，中国有一个学者看月亮是圆的，外国有一个学者看月亮也是圆的，他们看月亮的同样感受被流传下来了，后来大家发现，哎，他们看月亮的感觉都是圆的。这是本质的关系，不是表面的。”

杨福音十分反感用西画改造中国画的风气，把中国画糟蹋成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他显然赞同傅雷批评扬州八怪的话：他们有否定传统的勇气，而没有否定传统的准备。在杨福音看来，林风眠、徐悲鸿等人是第一代把手伸向西方的人，其中林风眠做得比较好，因为他把手伸到了民间，但由于他立足西方，还是有一种非驴非马的感觉。在这方面，赵无极比较成功，比林风眠好，比吴冠中更好。因为他的油画本质是中国的，就是画宋人山水，只是表面弥漫了一层西方的光。他强调手要伸向民间，也要伸向世界，但脚一定要站在中国。

“很可惜，现在大量年轻人都说我们讲这种话是老朽。我很骄傲地对他们说，我比你年轻得多，我劝你们这些人不要走弯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杨福音语气有些激动。

杨福音曾在一个裱画店与裱画师傅闲谈，师傅说：“现在的画家平时都不画画，都是在等订单，订单来了才画。杨老师你呢?”杨福音笑说：“我是既不接单，也不接双。我接古人的气、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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