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

走黑桥

2013年5月起，这个名为”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的小屋迁至黑桥村。该空间在建筑上和黑桥其他民居并无区别，只是这六位发起者租用，并作为替代性空间使用。这个仅有10平方米的小空间，位于黑桥主街旁，临近是由几位艺术家经营的蓝房子酒吧和面馆。”夜走黑桥”的项目是由崔灿灿发起和策划，项目于2013年6月1日凌晨开始到8月1日晚结束，项目邀请艾未未、陈文波、陈卫群、邓猗夫、俸正泉、高峰、葛非、葛磊、关音夫、旦儿、何云昌、靳勒、金锋、孔令楠、李建东、李大治、黎薇、梁冰、刘成瑞、刘铮、刘峥、刘卓泉、林缜、满宇、琴嘎、邵译农、史金淞、隋建国、孙原+彭禹、石玩玩、汪建伟、王庆松、王兴伟、王音、王光乐、吴小军、夏星、萧昱、谢南星、徐一晖、庄辉、赵赵参加。项目规则主要是：艺术家们可自由进入空间创作，作品形式不限，但以不破坏房屋结构为前提。除此之外，非名单中的艺术家和观众也能够自由参与；空间的大门随时为每个人敞开。这次项目主要通过微博账号”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来进行全程的直播记录，对这次项目的信息的获得也基本通过微博来了解。
 
策划人崔灿灿为本次项目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决定着所有的作品并非为观众而展示，对空间不设限制、不设保护，对艺术家的进入不设时间和媒介限制，在这里所有人的创作仅仅作为一种参与的态度而存在。但事实上，当我们慢慢的来看这些参与其中的作品，我们会记住什么样的作品？会记住谁的作品？事件性的人做的事件性的作品以及被重复转发次数多的才会让我们的印象更加深刻。

汪建伟把自己工作室的凳子拿到了空间中，将凳子和空间中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或是在房梁之间构成联结，让凳子起到工具性的作用。在试过一圈之后，他将凳子原封不动拿回自己工作室中，其过程是对物本身属性的附加一个人为的概念；谢南星则随后邀请了汪建伟，再次返回空间，进行了一次关于空间的谈话。此次谈话名为”返场与参观”。

方上的项目作品〈看一眼就走〉，艺术家在7月30日晚去了一趟空间，在十米以外看了一眼随即就离开了。摄影家刘铮则更是将自己标有版号的两幅摄影作品，在空间内付之一炬，化为灰烬；赵赵在空间中开了一瓶香槟，命名为〈祝贺！你们都成功了，希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有匿名老板雇佣两位大爷在我们空间外1米拉线把守，不让任何人接近进入空间。胡庆泰作品〈C〉是将所有参与过”夜走黑桥”项目的的艺术家作品，通过文字叙述的方式在微博上发布。8月1日凌晨，有人破坏游戏规则，”我们说要有空间就有了空间”被人推倒，目前还没有人对此事件负责。

当作品的可展示和相对稳定性的一面被排除以后，艺术家创作的动机就会被阐释和放大，创作的动机会大于作品。崔灿灿将其定义为是一种挑衅的态度，挑衅的态度会有强烈之分，而不仅是单纯的存在态度，如何更有效和直接让作品被记住和传播，似乎就成为判断挑衅程度大小的标准，这或许不是艺术家的直接动机，但是难以回避这一规则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具有”事件性”特点的行为方式的传播率就会更高，挑衅的程度看起来就更强烈的一些。当作品的传播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如何在网络的管道中吸引不在场的观众来关注？制造”事件性”的作品会更容易达到这一效果。

“事件化”创作的生成

而当我们暂时离开项目现场，回头重新审视这些艺术事件，会看到在游戏规则和艺术家创作动机之间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存在。1960年代观念艺术的出现，使得作品的物质性跳出以往的局限，没有穷尽的语言极大丰富了作品可阐释的语料库，并将阐释一并成为艺术家作品的一部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这极大的释放了艺术的创作的自由，创作上的自由确隐含着极大的虚无感和无目标感；就如同作为拳击手，不知道拳头要往哪里打才是有效的出拳，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作品的可接受和可理解程度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根本无从解释。促使专业性的观众从阐释的角度来理解作品，这又再一次壮大了阐释的语料库。对于非专业的观众，没有可介入的角度来进行理解，所以只能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好和坏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判断的。从接受的角度来看，无形之中艺术家会参考这一重要特点，作品是否有可能被阐释，就类似一场艺术家和观众在进行一场语言转码的游戏，永无止境。

在这样的语境中，首先抓住第一手的感觉并对其转化，成功引起关注，这已经是进入可被阐释的系统的重要一步，这就是”事件化”的创作和反应方式。如果在”事件化”阐释的系统中，只要永远有互相转译的可能性，那对艺术家来说就是极大的成功。事件化的方式是一条便捷迅速的进入语料库的通道，创作结束之后，作品是否存在已不重要，重要是在阐释的语料库中有其作品的可被阐释的一条词条存在。这也在被视为艺术创作往前进步的一大重要表征，但这有极大的可能将艺术创作推向更大的形式化，因而终结了创作的初始目的。这也是目前西方艺术界在提倡”本真主义”重要原因之一。但回到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中，”事件化”的方式在今天是否存在的必然性。它是今天大家释放压抑的窗口吗？

需要”事件化”的方式

艾未未认为：”实际上所有的艺术都应该是和事件有关的。我们看看苏联的十月革命，我们看看法国的大革命时期，我们看看工业时代出现的时候到互联网出现的时候，都必然有新的语言、新的表现形式、新的交流形式出现，必然有新的艺术家和作品出现。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事件的时代是很悲哀的时代。就说明这副牌打得很长，没有洗牌。星星画会只能算是一个小事件，应该天天发生的事件。”艾未未认为社会性的事件会给艺术带来新的语言，并促使其表现形式和交流形式发生变化。从大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的民众想要达到某种诉求必须通过事件引起关注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在艺术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迅速打破旧有的系统，星星画会和八五新潮就是用事件性的方式在官办画院系统一统天下的环境下为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存在打开一个缺口。当年艺术家面对的问题，在今天还存在吗？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选择事件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今天就可能依然有效。今天的艺术接口对是系统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画院系统，它变得很复杂、很无形，受力点无处不在，但确很难找到结点，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并以最快的速度打到受力点就很重要，方式和态度的重要性就超过了最后目的，也使得现在出现了一些听阐释很棒，但在看到实物的时确让人感到失望的方案和作品。

我们现在似乎拥有一份丰富和高产的信息遗产，这份遗产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效，哪一部分是自己可以继承的？我们需要选择，选择越多看似是越自由，但没有自律的自由是难以维继的。自律，指在没有人现场监督的情况下，通过自己要求自己，变被动为主动，自觉地遵循法度，拿它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自律会创造一种井然的秩序，并生成一种普世价值观。这种普世价值观在我们这里有吗？”夜走黑桥”的项目以艺术的名义作出的挑衅让我们看到，一批人打倒一批人的模式确依然存在。项目规定：在不破坏房屋结构的前提下，来进行创作，但是还是有人不遵守公共规则将房屋推倒，这似乎成了微缩版的社会剧情大猜疑事件。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合乎规则的完成一件事就是自律，”夜走黑桥”这一实验项目让我们看到自律的重要性，在没有自律的情况的下，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事件。

在大环境缺少自律精神的情况，只有通过”事件化”的创作诉求才可能让对无形的系统起到一点作用，才会让大家知道有诉求存在，有人存在。处在此种中国后现代主义的现实失控中，现实中不可预测的无常性被放大，挑衅式的观察批判以及对现实未来的忧虑，拼合了那些信息遗产的片段和当代社会中的碎片，以一种超越个人性因素的高度来呈现当代公共领域的语境，将非主流文化实践与历史叙事压缩在一起的实验行为在此是否依然有效呢？我们现在依然需要通过”事件化”的诉求和表达方式来打破一些固有的限制，但过度的利用”事件化”方式可能让事件变成单纯的事件，过程和噱头会更重于事件最后带来的结果，这种形式化的方式可能会在艺术家和民众之间竖起另一座高墙。在文章最后，提一件作品，胡庆泰在8月7日发起”清扫黑桥”项目：即将想来黑桥的、已在黑桥的、嫌黑桥脏乱的、想在黑桥跑步的和出门不想戴口罩的、骑车的、开车的、车胎经常被扎的，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清扫和治理下黑桥？一起喊上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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