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宁——一个传奇的女艺术家，她的生命经历和艺术历程是无法复制的，她经历了60年代来自边境战争的恐惧和哥哥躲在地窖里，70年代初13岁时为救自杀母亲做护工时背死人抱病死的孩子，文革后期父亲自杀，80年代初在北京市检察院工作，曾亲眼目睹34个死刑犯被处决，80年代末辞职做律师挑战司法底线，2000年母亲去世，孔宁决定放弃律师执业将生命献给艺术。

孔宁的艺术是她将折磨她的经历在她生体里搅拌后用她天生的艺术表现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看她的绘画线条简单，感情炽烈，色彩艳丽令人惊叹万分，有着令人窒息的悲剧美和情感冲击力，它来自她生命的真实体验和感情折磨的情殇创造了世界艺术史的原创奇迹，特别是她废除死刑的行为艺术短片《刹车》同样令人震悍 。

孔宁艺术是自己的，也是世界的。本刊将陆续发表她的艺术自传，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个艺术家的痛苦和磨难涅盘后的艺术结晶。

—— 编者

二、 地窖里的恐惧、懵懂岁月 

珍宝岛事件时我和哥哥在地窖里躲了一年多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使这个距前苏联只有十八里的边境小城极为惊恐和不安。那时我还不明白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每天会趴在家里朝北的窗户上望着边境线。那是文革特殊时期我们家里比战备还战备。 奶奶嘱咐我和哥哥用耳朵听着门口动静，因为听说有人要把我父亲抓走。爸爸藏在地窖里晚上才出来跟我门一起吃饭和说一小会话，基本上不开灯，我们都特别的害怕不敢出声，生怕听错动静。晚上也不敢睡觉，困得实在没办法。突然响起的脚步声或者是炉子上水壶烧水声都会让我紧张起来。我缩在被子里憋着不敢喘气，闭着眼睛仔细的辨别着。后来看前苏联电影<西伯利亚理发师》里有一个镜头就是大人不让小孩出声，小孩憋住呼吸掉眼泪的镜头，我看了后放声哭。就这样提心掉胆的度过每一分种。不停的告诉自己不能睡着不能睡，经常困急眼了睡过去，第二天也这样活。

半个月后的一天。可怕的一幕发生了，只听到“轰”一声，门被踹开了，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几个高大凶猛的人闯了进来用绳子把爸爸捆上拖了出去。半身不遂的奶奶一下子从炕上滚到地上向那些凶悍的人求情双手做揖，爸爸没穿棉袄就被残忍的拖到了冰天雪地的院子里。那些人拽着被捆绑的爸爸，一下子把他扔到大解放卡车的后车厢上去了。追在后面的我好像疯了一样拽着一个高个子人的手，使劲的咬了他一口，那人回头照着我就是一脚，把我踹出了好远，我像一个布娃娃一样摔在了厚厚的雪地上 。我四肢朝天呜呜的哭着 。从此，家里就剩下奶奶和我哥哥在身边，那段日子我们过的很艰难，哥哥还得了奇怪的病随时会晕倒，就像突然死了一样。那时气温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度，家虽然有炉子取暖时常会冻得发抖。屋子越来越冷，瘫痪的奶奶被一个姑姑接走了，姑姑临走前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看家。奶奶走后，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小孩子了。没大人管了。我那时候刚十岁，心想可下自由了，开始拼命的玩。边境线放的五彩缤纷的信号弹像过节时放的烟花，我和哥哥看不到战争的恐惧，还看得很开心。记忆最深是经常趴在窗户上用嘴嘘哈气，把挂在玻璃上厚厚冰流子哈出一个圆孔，从那个孔向外张望，我一直想拍一个短片把这一幕记录下来。紧接着部队大官来了，在喇叭里开始广播动员人们住到防空洞或地窖里，说真要打仗了，哥哥每两个月去单位要父母的工资。不知道为什么总得隔两个月才给钱。奶奶走后我们两个人也不知咋过日子，反正知道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我还觉得那是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没钱了就卖家里的东西。那时我俩每天都胆战心惊的生活，天天爬在窗户上看着眼前的边境线。看着看着，我和哥哥一对视，都傻傻的看着对方， 没有煤 ，怎么过冬。我们想到了地窖。 地窖就是个暖和的木房子，里面的墙是用厚厚的红松木板镶嵌的，那里很狭小只有三平方米，这种地下狭小的空间的环境一直影响我。我们把家里的那条很厚的鸡毛褥子拿到地窖里，然后买上蜡烛放到黑暗的地窖，点上蜡烛可温暖了，有着微弱的烛光，我和哥哥靠在一起，互相取暖睡觉。我躺在褥子上看着地窖的天花板，因为地板全是宽宽的木板拼成的，晚上躺在地窖里睡觉的时候就看到有光从地板缝里射过来，微弱的，朦胧的，一条条的很美，就像五线谱一样。 在地窖里也抵挡不住屋外冰天动地的严寒，我一直是蜷缩的自己喘出来的气都觉得很暖。那时每天就是听广播，记得一拉警报我就吓得要命，我就跑到窗户前用手涂开哈好的两个圆圈像一幅望远镜然后透过那两个圆圈看向窗外看边境线的一举一动。一天突然看见坦克一辆一辆的在我眼前开过，一辆接一辆的，像一串蚂蚁黑乎乎的。虽然生活的条件很严峻，地窖是属于我和哥哥自己的小世界。那时候我们今天上学明天又不上了，最高兴的就是回到家里围在暖暖的炉子旁吃东西。在铁炉盘上烤馒头、饼、麻花、烤土豆。那时根本吃不到蔬菜。到现在我也没吃够烤土豆，要是加一些牛油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那时候每家每户给安了小喇叭，主要是为了备战用。我要是哪天不上学了就听着那个小喇叭，如果放《东方红》那知道是上班的时间，一听见《大海航行靠舵手》就知道是下班的时间。因为那儿的白天很短，我们一般就在天黑前差不多五点左右就吃东西，七点就睡觉了。中间的这两个小时就是我们玩的时间。我天天做着自己的游戏，我和哥哥有着一副军棋，我们会时不时的下军棋，我也会给哥哥表演我唯一学会的儿歌，那首儿歌经过了这么多年依旧在我脑海深处。我还记得是这样唱的：

小妞妞 胖哒哒

梳个小辫红绳扎

小辫小 眼睛大

提着小桶浇葵花

大葵花 喝饱啦

乐得妞妞笑哈哈

记忆最深的，就是我找了一块小木板，在上面订上了一排小钉子，然后写了很多的小纸片 写的些肉票、布票什么的。然后把这些纸片插在钉子上。晚上的时候我们点着小洋蜡快活极了“哥，我当卖肉的，你当买肉的好吗？”哥哥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妹妹，我们睡觉吧，我困死了。”“不，哥，那你来当卖肉的，我对哥哥说，阿姨，这块肉卖吗？”哥哥低声嘟哝：“不卖。”。“为什么不卖？”“卖！”。我总是不断重复着玩着，哥哥当这当那，什么叔叔阿姨辣椒白菜，我见过的没见过的都能在这买卖。好像有许多东西也对地窖着迷了来到小小的地窖。在这样或那样的游戏中，小地窖里也渐渐变的热闹起来。那条钉满钉子小木板和个种身份的小纸片，不离不弃的陪我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现在想想真的很难想象两个孩子能这样度过。军旗也是我和哥哥的小伴侣，工兵是我最喜欢的，能挖地雷不伤人，玩的时候只要翻到工兵，我就会拍起小手啪啪的咯咯的笑。白天有的时候去上学，回到地窖就像回到妈妈的子宫了。我多么希望世界上炸弹不会发现我和哥哥。 在地窖里我经常做梦，梦见苏联的军人来了，而我就在那里屏住呼吸十分害怕。也会经常梦到要怎么样的逃脱这里可怕的环境。做了一个梦是一只小黑猫变成一批大马拉着我们全家人逃出边境，至今清楚地记得全家人坐在马车上，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哥哥还有家里的大皮箱都在我身边。马跑着跑着变的特别的高大特别漂亮。它散发光亮的鬃毛跑起来就像亮闪闪的刀。这匹好像战神的马拉着我们全家穿越了恐惧和不安的山洞，我在马车上幸福的笑着。但醒来却发现自己还在地窖里⋯⋯

那会的日子也不知道是苦是甜，是本能的活着！有段时间实在是没钱了。家里有个特别漂亮的台灯，是铜的，现在想想，底座上那个欧洲女人应该就是维纳斯。我和哥哥扛着台灯，就去废品收购站给卖了，我们换来了18块钱。想想后来自己还去俄罗斯找旧东西，而在那时就这么让维纳斯丢失了。维纳斯换来的这笔钱在当时是很多的，足够我们俩两个月的生活。记得哥哥高兴的对我说：“妹妹，我们今天吃饺子！”我们俩去买了一块冻的猪肉，当时的我感觉过年一样，十分的开心。我用刀剁猪肉，一刀下去，我俩都傻了，血流的哪儿都是，我的手指快要搭拉下来了。哥哥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布条使劲的给我缠着缠着。当时也没有想过要去医院，哥哥只是帮我使劲的摁着。过了一会儿，我说：“哥，我还饿。”哥哥脸色苍白差点晕过去，哥哥不能见血，后来凡是见血他就躲的远远的。哥哥勉强的剁肉做了饺子。我不知道疼，心里就想着饺子，吃的喷香喷香。我的手指长了几天就长好了，只是留下了深深的疤痕。地窖的生活是难忘的，脆弱的。后来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赖和安全感。因为在那里会感到没有人破坏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的快乐不想到外面的世界，地窖影响了我和哥哥的一生。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