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画家艾米丽·弗利昂于1919年为克拉克所绘铅笔肖像

家庭与早年生活

斯特林·克拉克生于1877年，是家中的次子。其祖父爱德华·克拉克曾为家族积下了殷实的家产，至1882年离世时，爱德华总共为家族留下了价值逾5000万美元的房产，其中包括在曼哈顿为四个孙子分别置办的每人一处街区房产。

斯特林·克拉克自幼十分富足，他的童年是在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乡村库珀斯敦两地度过的，后者也是他家人居住的地方。他曾就读于纽约的卡特勒私立学校和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学院，并于1899年从该院的土木工程系毕业。毕业后，克拉克自愿参军，并在派往中国期间目睹了当地的义和团运动。1905年退伍后，斯特林·克拉克又在1908年返回中国，率领一支探险队骑行穿越了今北京以西的山西、陕西和甘肃山区。1912年，他为此次探险出版了一部行纪《穿越陕甘：1908-1909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

斯特林在结束了远东的探险之后并未返回纽约与家人团聚，而是在巴黎住了下来。对于一位20多岁就曾远赴马尼拉、北京和西印度群岛等地周游的32岁退伍老兵、探险者而言，巴黎根本算不上新奇。但是，这座法国首都代表的却是西方文明的巅峰，这里成为克拉克利用其继承的遗产开展一系列猎奇探险的前哨阵地。对于克拉克而言，移居巴黎还有另一层目的：远离家庭。虽然斯特林在1910年代定期与兄弟联络，且在1930年代初还经常回到库珀斯敦探亲，但是移居欧洲却是他真正开始远离家庭的标志。

1909年，克拉克的母亲去世，这为原本已有大笔遗产在手的斯特林和他的三个兄弟又带来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这笔意外之财使斯特林能够再次独立开启新的征程。次年，他决意定居巴黎，这次决定可能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缘有关。巴黎这座“光明之城”拥享着众多的风光胜景，既邻近中东，又与库珀斯敦的克拉克家族相距不远。除此之外，与法兰西喜剧院一位女演员（即他日后的妻子弗朗辛）的深交也可能是斯特林决定寓居巴黎的原因之一。

收藏的肇始

1910年秋，克拉克在巴黎第十六时尚区西马罗萨路4号购得一处第二帝国风格、中等规模的宅邸。他不仅乐于监督房屋的装修，并耗费大量时间在巴黎城内四下搜寻合适的家具、灯具、卫浴和墙饰。宅内最特别的是底楼的大客厅，宽敞的空间可同时展示12幅绘画。克拉克称它为“画廊”，这里成为他珍藏的私人展示区。

斯特林·克拉克还不失时机地为新居注入更多的艺术气息。由于父母早年爱好收藏、家中到处都陈列着艺术品，因此克拉克对艺术的这种嗜好可能源自于他孩提时代与美术的接触。1911年6月，斯特林·克拉克收到一批来自纽约的绘画，其中包括让-弗朗索瓦·米勒、马里亚诺·福图尼·伊·卡尔博、吉尔伯特·斯图亚特、乔治·英尼斯和朱利安·沃尔布里奇·里克斯的作品。这批绘画原为斯特林的母亲所有，它们来到巴黎标志着弟弟斯蒂芬与斯特林早年隔阂的消除。在这些画作中，只有米勒与福图尼的作品是在斯蒂芬主导的遗产分配方案中划归斯特林继承的。最初分配遗产时，斯特林正在中国旅行，他的兄弟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优先选走了父母留下的艺术珍藏。鉴于斯特林周游世界的生活方式，斯蒂芬断定斯特林不会有兴趣接收大批的绘画。但是作为父母的次子，斯特林却认为他理应优先于两个弟弟挑选遗产。虽然矛盾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但这次争端还是为双方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与此同时，克拉克开始设法充实他所继承的那一小部分珍藏，起初的进展十分缓慢。据记载，最早入藏的是1912年2月的一件仿风格主义雕塑家詹波隆那的青铜雕塑《梅迪奇的维纳斯》和一件让·巴普蒂斯特·佩罗诺让的粉彩肖像画。次月，他又购藏了一件雅各布·凡·勒伊斯达尔的海景画（现定为其学生的作品）和一件从伦敦P&D科尔纳吉与阿巴赫画廊购入的马泰奥·迪·乔瓦尼的祭坛画。当年秋天，克拉克返回纽约，这是他移居巴黎以来首度回国。在此期间，他首次从科尔纳吉画廊的美国合作方诺德勒画廊购入艺术品，从此开启了与这家公司长期而收获丰厚的合作关系。荷兰派圣露西传奇大师的一件木版画与马泰奥·迪·乔瓦尼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克拉克在巴黎住地内意大利与北方文艺复兴绘画的核心收藏。同时，克拉克也开始购藏纸上作品。至1920年，他已收藏了一大批早期大师的素描，数量十分可观，其中包括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的素描《动物与风景》。

随着对古代大师绘画与素描的热衷，克拉克已悄然从一位在巴黎装潢新居的美国人跃身为收藏界的一名玩家。在此之前，J.P.摩根、亨利·克莱·弗里克和约瑟夫·怀德纳等人物才是主导收藏界的名流。1912年11月，克拉克购藏了安东尼·凡·戴克的《安布罗焦·斯皮诺拉肖像》和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仅贝利尼的那件就花费了克拉克70000美元。通过购藏这两件画作，克拉克在百万富豪云集的赛场上占得了一席之地，他们是奢华消费和品位的引领者，一举一动均是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然而与上述收藏界的大人物不同，克拉克选择在巴黎而并非纽约的私人宅邸内逐渐累积藏品，既不张扬也不显名。

1910年代初，斯特林与弟弟斯蒂芬进行了多次跨洋交流，他们曾在1913年有过一次重要的沟通，双方就收藏艺术品并创建一座私人博物馆交换了意见。斯特林写于2月4日的一封信提及了这项新构想的动机与目标：

你还记得我们去年谈过的那件事吧，就是我想在库珀斯敦建一家美术馆的事。而且你当时还提出建在纽约会更好些。虽然还没有定下来，但我仔细想过，觉得还是按我最初想的来做比较好。

克拉克继续权衡了纽约（“更多人能看到”；“会更知名”）和库珀斯敦（“有利于小镇的发展”；“光线会更好”）两地的优势后得出结论：“建在纽约的话，人们就会将它与其他著名馆藏和知名杰作进行比较，虽然艺术品本身可能并无高低，但普通观众就会觉得它们相形见绌 。”斯蒂芬对此做出的答复显然受到了斯特林的重视。他指出在库珀斯敦建馆的困难（天气状况，冬季不会有人去参观）并建议哥哥应该首先充实收藏，之后再考虑建馆的事宜。双方的讨论自此中断，但这种交流有效地促使克拉克早在1912年便产生了创建斯特林与弗朗辛·克拉克艺术馆的想法。

伴随着个人收藏的不断充实，克拉克很快对外界顾问与专家的建议丧失了信任。1913年，他购藏了多梅尼科·吉兰达奥的一幅《女子肖像》和詹波隆那的青铜《奔马》。这两次购藏均是在美国雕塑家、克拉克父亲的好友乔治·格雷·巴纳德协助下完成的。在得知吉兰达奥的这件油画未经重新润饰，且《奔马》也是孤品之后，克拉克才决定成交，但事后发现这些承诺都是假的。在1913年夏赴意大利的旅途中，克拉克发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吉兰达奥油画的图案，与他手中的那件作品有所出入，另外他还在佛罗伦萨的巴杰罗美术馆内发现了詹波隆那《奔马》的复制品。这次遭遇改变了克拉克日后对外界专家的看法，他很快学会了依靠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听从他们的建议。结束意大利之行后，他立即写信提醒斯蒂芬：“除了依赖诺德勒和科尔纳吉画廊，你还得自己了解游戏规则，这就是我的努力方向。”

巴黎：一战

1914年8月，德国对法宣战，由此中断了克拉克的收藏活动并迫使他将珍藏转移至库房。随着战争在欧洲的蔓延，克拉克依旧常驻巴黎，其间数次往返伦敦和纽约。1915年，他仅购藏了2件绘画。但1916年，克拉克却在逗留纽约期间完成了两次重要的购藏：温斯洛·霍默的《两名向导》和他收藏的首件雷诺阿作品《做钩针编织的女孩》。与早期大师名画的一般价位相比，霍默（10000美元）和雷诺阿（20000美元）的这两件作品的价格是相当诱人的。即便这样，克拉克在购藏这件雷诺阿作品时还特别采取了买期保值的方式，他要求画廊出具书面保证函，以确保五年内若买家反悔的话，画廊须以买家当初的购入价买回这件作品。克拉克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后来非但没有退回《做钩针编织的女孩》，反而使自己跃身成为雷诺阿作品的大藏家之一，最终藏有这位印象派大师总共30余件画作。

克拉克对雷诺阿的偏爱在当时来说是具有前瞻性的，不久之后这个领域便成为藏家云集的大热门。亨利·麦克布莱德在刊载于《艺术新闻》上的《雷诺阿在美国》（1937年）一文中指出：“美国的雷诺阿热是一个悄然兴起的现象。”他认为丝织业巨头卡特里纳·兰伯特是“第一位重视雷诺阿作品的美国收藏家”。并提到：“1916年，兰伯特先生收藏的雷诺阿作品（经拍卖）以16200美元的价格售予了斯科特与福尔斯画廊。这个价格在当时是惊人的。”而这幅《做钩针编织的女孩》是克拉克在10个月之后从斯蒂文森·斯科特（斯科特与福尔斯画廊）的手中购获的。仅次于阿尔伯特·巴恩斯在1912年、亨利·克莱·弗里克在1914年先后获藏自己的首张雷诺阿作品。

美国卷入一战后，再次入伍的克拉克自1917年5月起担任陆战队监察。此后的两年间，克拉克利用他的法语优势为美、法两军担任联络官。1919年6月，他与弗朗辛在当地的市政厅举行了婚礼，次日弗朗辛便成为了美国公民。当年的春夏两季，克拉克成为在埃德加·德加的画室作品售卖会上大有斩获的众多美国藏家之一，拥挤的人群、昂贵的价格均超出了预期。克拉克委托罗兰·诺德勒代为拍卖，由此成功地从第三次售卖会上购得3件素描，其中包括两幅作于黄色描图纸上的浴女主题的晚期炭笔习作。早期阶段，此类素描并未受到重视，克拉克收藏此类习作是如此超前，简直出乎他本人的意料。除此之外，克拉克又从1919年7月的第四次售卖会上购得11件素描和他的首件德加画作《男子肖像》。

随着一战的结束和新时代的来临，特立独行的克拉克在42岁时终于决定离开巴黎转战纽约。

纽约与藏品的充实

当法国开始缓慢重建受损的基础设施并努力清偿债务的时候，纽约正迅速崛起、百业俱兴，克拉克全家决定在当地建造一处临时住所。1920年6月，斯特林与弗朗辛首度共同踏上了纽约的领土。一年内，他们就迁入了位于帕克大道和东四十九街街口的一套18间房的奢华公寓，即今天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所在地。斯特林·克拉克在纽约市拥有了这套公寓后虽然还陆续将个人珍藏寄回巴黎，但在纽约装修新房的契机又让他重拾收藏的爱好。1920年代，艺术品价值普遍上扬，不仅早期大师的绘画连日看涨，就连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概莫能外。面对价格飙涨的收藏市场所带来的挑战，克拉克调整了他的策略。他逐渐放弃了他在1910年代纽约时期侧重收藏的18世纪前的绘画，有意避开了这一国际艺术品市场的大热门。

1920年代初，斯特林与他弟弟斯蒂芬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至1923年彻底决裂。与弟弟决裂后，克拉克重新考虑了在库珀斯敦或纽约市建立艺术博物馆的构想。虽然尚未拟定最终方案，但在综合考虑父亲的遗愿和他自身寿命的同时，他也必然受到了此前与斯蒂芬的相关讨论内容的影响。克拉克最担心的是他的资产会旁落兄弟之手。

同时，随着克拉克对藏品完整性的重视，他开始将收藏重心从早期的正统派大师转到了19世纪晚期法国印象派、学院派绘画和风俗画上。1924年10月，克拉克曾笔述他在纽约诺德勒画廊中挑选早期大师作品时的失望之情，宣称“他们没能买到好东西。作品数量也不多。他们可能是一有作品就立刻将作品卖掉了。早期大师显然已经过时了。而像弗里克、威得恩、塔夫特、阿尔特曼、亨廷顿等美国大收藏家们早已将现有的大量藏品占为己有了”。克拉克在1924年的购藏很能够说明他对收藏19世纪绘画的浓厚兴趣，其中包括乔瓦尼·波蒂尼、让-路易斯·福兰和埃德加·德加。克拉克凭借其特立独行的一贯风格摈弃了弗里克、威得恩从画廊开始购画、逐渐转移到早期大师作品的常规做法。

1929年由美国股市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对克拉克的艺术收藏或育马等业余爱好造成多大的影响。虽然他为新政下的繁重苛税而焦虑，也抱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经济政策，但经济的大萧条显然为克拉克带来了难得一遇的收藏契机。

克拉克充分利用经济低迷所造成的艺术品价格回落，大幅加快购藏的进度。经济上遭受重创的众多藏家纷纷抛售藏品，市场因此充斥着大量质高价廉的绘画作品。1932年，克拉克成功购得J. M. W. 特纳的《火光和蓝光》，作品原先的藏家查尔斯·M. 施瓦布就是被迫以“经济繁荣期”时一半的价格出售此画的。仅1933年一年，克拉克就从纽约代理商杜兰德-吕埃尔处购得12件画作，又经纽约和巴黎的诺德勒画廊购得包括莫奈与毕沙罗作品在内的5件藏品。

在此期间，克拉克开始真正迷恋上雷诺阿的绘画。自1910年代始，克拉克即开始收藏雷诺阿的作品，并已拥有了《剧院包厢》、《熟睡的女孩》等代表作。1930-1940年间，他收藏的雷诺阿作品不下20件。较之惊人的数量而言，这些画作的高质量更加值得关注。从《做针线活的玛丽-泰蕾兹·杜兰德-吕埃尔》（1935年购藏）中精湛的笔法到约1875年《自画像》（1939年购藏）的紧凑布局，每件作品均是艺术家高超技艺的绝妙体现。

毫无疑问，克拉克自1930年代后最钟情的画家是雷诺阿。克拉克个人日记中的溢美之词到处洋溢着他对雷诺阿的钦慕之情。他在1939年的某篇日记中也抒发了这样的情绪：

好一位大师!或许是历来最伟大的，至少位居前10或前12名的。他变幻莫测，无论是人物、肖像还是风景画，其主题、色彩、构图均无一雷同!作为一名举世无双的色彩大师，他对和谐色彩的敏锐把握无人能及!他笔下的灰色如同委拉斯凯兹，红色堪比鲁本斯，肉体如鲁本斯或威尼斯画派般精妙。威尼斯画派、原始派，或类似委拉斯凯兹和凡·戴克等名家略胜一筹的是线条，莱奥纳多、安格尔、德加和布格罗等柔和的线条只有雷诺阿可以做到，他巅峰之作的线条也同样出色——但作为一名画家，我敢说他是无人企及的——作为一名色彩大师，他又是举世无双的。

克拉克收藏的雷诺阿作品突出表现了他对艺术质量的执着追求。虽然巴诺等藏家基本是成批购藏雷诺阿的画作，有时候甚至不经过鉴评，但克拉克却对购藏作品十分谨慎。他主要倾向于收藏雷诺阿1870-1880年代初的作品，特别是年轻女子像，偶尔也涉足静物与风景画。虽然当时盛行收藏雷诺阿的晚期作品，但克拉克却不以为然，他嘲笑雷诺阿的晚期作品是“香肠”红，并形容其笔下的晚期人物酷似“充气的肢干”。结果，既不追求雷诺阿藏画数量（巴诺收藏了181件），也不追求名作（邓肯·菲利浦于1923年购藏了《船上的午餐》）的克拉克凭借其对色彩与主题的独到眼力及个人鉴识，成为了法国印象派作品最伟大的私人藏家之一。

虽然斯特林是艺术品购藏的主要决策者，但他却十分重视弗朗辛的意见，并时常邀她进行把关，甚至有时候由弗朗辛负责购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购买亨利·德·图卢兹-劳特雷克的《珍妮·阿夫里尔》。1939年，斯特林最先在威尔顿斯坦见到此画。1940年1月底，他再见此画时注意到作品“卓越的品质”，但也同时觉得作品的要价过高，相当于作品实际价值的两倍。9天后，克拉克与弗朗辛共同到访威尔顿斯坦时，这件画又被取出，弗朗辛反应十分强烈。虽然斯特林依然觉得要价过高，但弗朗辛在离开商店时逼他买下了此画。克拉克在日记中回忆道:“当时我们已走到了拐角——弗朗辛强烈要求买下《珍妮·阿夫里尔》——她认为这是件杰作——于是，我们返回商店并买下了它。”斯特林曾就此事作出这样的评论：“弗朗辛从未对一幅画如此着迷！”由此可见，弗朗辛鲜少提出如此强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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