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傅抱石一生风云

许礼平是广东揭阳人，他早年喜爱翰墨，编著过很多文史方面的书，包括《货币书目知见录》、《中国语文索引》等，上世纪70年代为香港中文大学编《中国语文研究》，80年代创办问学社、翰墨轩，90年代创办《名家翰墨》月刊、丛刊。复嗜鉴赏，以文物搜罗为养志之需，著有《旧日风云》等书。这一系列的书当时对国内有很大的影响。许礼平此次的讲座以“造化小儿多事”为题，这个题目来自于傅抱石的一枚闲章。

事实上，傅抱石最初并不以画出名，而是以雕刻治印闻名，傅抱石这个名字，也来源于他最初治印的“抱石山斋主人”。许礼平用图片展示了这枚闲章除了正面的印文，三面都刻了曹子建的《洛神赋》883个字，这枚闲章做于1934年，他刻好之后曾经在日本展览过，后来捐给南京博物院，很小的一方印能够容纳800多字，可见傅抱石雕刻功力非常深厚。

“造化小儿”这个典故出自于《新唐书·杜审年传》，许礼平说，“小儿”这个词其实是傅抱石自己的调侃，所以，他借用了这六个字来展开此次讲座。2013年9月29日，是傅抱石逝世49周年，10月5日是他的诞辰120周年，许礼平的讲座把观众带入了百年前的风云时代。

熨斗作画形成特殊面貌

傅抱石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开派大师。壬午(1942) 画展后誉满艺坛，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江山如此多娇》巨制出，更是名闻天下。70多年来，傅抱石的画作一直是收藏一族争夺的宠儿。近二三十年，傅抱石的画价一直攀升。近年作伪技术逐渐提高，往往骗倒专家，更甚者高手所造的傅画赝鼎，荣登博物馆殿堂。而拍卖公司公开竞投或私下洽商傅抱石画作，有叫价逾亿元之巨，关注艺术市场人士，都想探知实情。许礼平的讲座从傅抱石的生平入手，介绍了艺术家起伏跌宕的人生。

傅抱石很早就画画，他原来是王蒙、石涛那一路的，后来到日本留学，临摹过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甚至是徐悲鸿的作品，同时，在日本接触过不少的东西洋美术，特别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横山大观、竹内栖风、小杉放庵等，这些日本大师的人物造型、构图、取材还有色彩的渲染都对傅抱石很有启发。抗战期间，傅抱石随中央大学迁居四川，整天对着巴山蜀水很有感触，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特殊面貌。许礼平说，傅抱石画画的状态人家看上去很不雅，因为他是拿着熨斗画画的，他用笔大墨大笔地横刷竖抹，水墨淋漓，然后用熨斗去烫，“古人大概没有这种做法，他是‘但求不择手段’，就是敢于创新，所以变成一种很成功的面貌。”当时有很多人被这种风格所感到，但也有传统人士不认同。

拍卖市场上的“龙头股”

傅抱石的作品很早就进入市场，许礼平介绍，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驻华使馆的领事、大使等到傅抱石家中去买画。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出口，其他的画家到荣宝斋去卖画是卖完才结账，傅抱石是交了画就能够收钱的，可以说他的画是皇帝女儿不愁嫁。

据许礼平介绍，上世纪60年代香港集古斋办了一个中国近现代画家的展览，傅抱石的画那时候是600到1000港元。当时香港的一个收藏家1800元买一幅傅抱石的丈二作品，现在卖到一个亿、两个亿，甚至三个亿都不奇怪了。

傅抱石的作品在拍卖市场被称为“龙头股”，“拍卖场里面总想千方百计弄一张傅抱石。”在许礼平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苏富比在香港的首场中国近现代书画的专场拍卖中，一共100多件作品，其中最贵的就是傅抱石的《湘夫人》。这种高价使得傅抱石的作品备受关注，1984年，傅抱石的《唐人诗意册页》在香港拍出了160万元，当时这个拍卖结果一出来，全场鼓掌，许礼平感叹说：“160万元现在不觉得怎么样，那个时候非常厉害，因为同一场还有一张五尺宽的张大千的泼彩才拍了6.5万元。”

傅抱石作品之所以这么贵，许礼平表示，除了作品非常精彩，主要是因为傅抱石的产量少，张大千活到84岁，齐白石活到97岁，而傅抱石只活到62岁，产量少而需求多，自然供不应求。

目前傅抱石作品存世3000多张，其中六成在国内，三到四成在海外。收藏傅抱石作品最多、质量最高的是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瑞典博物院都有一批。

作品常常出现“双胞胎”

行走收藏市场多年，许礼平还发现了傅抱石作品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经常出现一些“双胞胎”。比如《兰亭图》、《琵琶行》、《竹林七贤》等作品都是一模一样的两张。这种情况常常令人怀疑，其中一幅作品是赝品。但事实不是如此，许礼平解释，从这些作品的墨迹笔痕上看，是后人仿不出来的，就是傅抱石本人再画一次，也不可能画出一模一样的。那么，一幅艺术作品为什么会出现“双胞胎”呢？傅抱石之子傅二石解答了这个疑惑，原来当时宣纸非常昂贵，傅抱石画画常常用一种贵州皮纸，这种纸比较厚，画完以后可以揭开两张，甚至揭开3张。

面对这些“双胞胎”，有时候连艺术家的家人也很难判断真假，买家怎么才能确定呢？许礼平说，一方面要看画，一方面要查找资料。比如，作品《万竿烟雨》，一张在南京博物院，一张在上海拍卖，当时有很多不同意见。“我们为什么有胆量去买呢？真金白银几百万，我们必须很小心。除了画看到没问题之外，我们还查到《京沪周刊》1947年、1948年的本子上面收录了这幅画。还有1948年的美术年鉴上有注录，我们在上海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个目录。所以，如果详细查阅资料会有意外收获的。”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