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晴晨》

设色纸本立轴

1962年作

82×41.5cm

钤印：潘天寿印、阿寿(二方）

款识：晴晨。金题同志鉴可。一九六二年黄梅初放，寿者。

鉴藏印：花城萧娘水珍藏

萧娘水题签

上款人萧娘水又名萧金题，新加坡著名实业家，喜好书画，富收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往来中国，得与诸多画家结交，如李可染、黄胄、吴作人、亚明、何海霞、黄永玉、关良等，藏有诸多名家书画。

潘天寿

潘天寿（1897—1971），现代画家、教育家。早年名天授，字大颐，自署阿寿、雷婆头峰寿者、寿者。浙江宁海人。擅画花鸟、山水，兼善指画，亦能书法、诗词、篆刻。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布局奇险，用笔劲挺洗练，境界雄奇壮阔。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潘天寿先生画名满天下，书名为画名所掩，时人论述不多。

潘先生平日常谈“书画同源”问题。书与画确实是同源的。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西部亚洲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实际上是简单的绘画。我国甘肃辛店出土的原始社会陶器上的绘画装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的刀刻符号，这些形象，或用线条，或用平涂，线条居多数，有些已含有文字的意味。我国考古学者正在从事探索早于殷商甲骨文的夏代文字，说它是文字也好，符号也好，一般都用线条来表现，也便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也有指事文字。唐兰先生则认为指事也是象形之一种)。后世书画分途，各自发展，但在技法上始终有共同之处，就是离不开线条。南齐谢赫所提倡学画六法，第一气韵生动，第二骨法用笔，第五经营位置，第六传移模写。六法之中，有四法是书画共同的。特别是对骨 用笔，潘先生很重视。他有一次自题所作松石：“偶然落笔，辄思古人屋漏痕，折钗股”。屋漏痕、折钗股是代书家比喻书法用笔的名言，潘先生就应用到画法上来，也便是对骨法用笔下一注脚。古往今来，用书法作画，用画法作书，书画合一，成就卓越的大家，如徐文长、八大山人、吴昌硕，寥寥可数。世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徐、朱，吴各家，包括潘先生的作品，除上述两句外，还可加一句：“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以上说明书画两者不但同源，而且一向是姊妹兄弟，十分亲切，直到如今。

潘先生对书法功夫很深，经常临读碑帖，兼长各体，包括文字组织结构不同的“字体”与后世艺术风格不同某一家某一派的“书体”。甲骨文、石鼓文、秦篆、汉隶、章草、真书、行书，二三千年来各个不同的体制、 派，经过他的分析、赏会、提炼、吸收，应用到笔底来，无不沉雄飞动，自具风格。我最喜爱他的隶书、行书，境界很高。他自己平日题写，也用这两体居多。他的隶书，渊源于《秦诏版》、《莱子侯》、《褒斜道》、《大三公山》，《杨孟文》诸刻，融会变化。始则以奇取胜，终则以平取胜，也便是孙过庭“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说法。他论画每称引药地和尚“不以平废奇，不以奇废平”这句话。我们欣赏他的隶书，要从平中求奇，中求平，才能得其真际。他的行草，对唐晋法帖有相当厚的基础。中年以后特别心爱黄石斋，但也不以黄石斋成法自囿。运笔方圆并用，变化多姿。同时应用绘画上经营位置的技法来经营字幅。大小、疏密、斜正、错落，一任自然。犹如画面布局，烟云舒卷，扫尽旧时代“寻行数墨”的陋习。清代包慎伯批评苏东坡书法，“有烂漫之弊”，说他“任意出之”，“菁华内竭”(答熙载九问)，那是门外之谈。东坡书法最超越处就在于“烂漫”，就在于“任意’。传世苏字，如《黄州寒食帖》，烂漫之极，大家认为是苏书第一。陆放翁诗：“整整复斜，好如风际鸦。”放翁自己书法，已经有此意境。而潘先生从结体，行款的整幅布局，惨淡经营，成竹在胸，挥洒纵横，气势磅礴，富有节奏感，可说独步一时。潘先生写给一位学生论书法的信说：“孜孜于理法之所在，未必即书功之所在。”又说：“谚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此语推之，则尽信法则不如无法矣。”了解这个道理，才能赏会潘先生的书法。

潘先生在绘画方面留下理论著作较多，但对书法谈得较少。上面所引几句话，可以窥见一斑。他毕生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培养出绘画界人才之多，大家都知道。他在1963年曾担任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同年他在他所负责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创造性地开设书法篆刻班，办过两期，因林彪、“四人帮”横行，没有办下去。学院招收研究生，内有书法篆刻五名，这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曾有过。各省市先先后后成立书法组织相当多，听说全国文联正筹备全国性的书法组织。有关书法的活动，一天天多起来，可惜潘先生看不到了。书法是中国民族的精粹，数千年来在国内外，尤其对邻国日本影响极大。日本有千万人在研究中国书法，日本文科大学也有设置书法专业的。大家知道，日本书法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彼国学者还有很多人向慕我国历代书法遗迹。当年潘先生在书法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是有预见性的，是难能可贵的。

人物评价

潘天寿精于写意花鸟和山水，偶作人物。尤善画鹰、八哥、蔬果及松、梅等。落笔大胆，点染细心。墨彩纵横交错，构图清新苍秀，气势磅礴，趣韵无穷。画面灵动 ，引人入胜。

潘天寿绘画题材包括鹰、荷、松、四君子、山水、人物等，每作必有奇局，结构险中求平衡，形能精简而意远；勾石方长起菱角；墨韵浓、重、焦、淡相渗叠，线条中显出用笔凝炼和沉健。

潘天寿的指画也可谓别具一格，成就极为突出。这类作品，数量大，气魄大，如指墨花卉《晴霞》、《朱荷》、《新放》等，画的均为“映日荷花”，以泼墨指染，以掌抹作荷叶，以指尖勾线，生动之气韵，非笔力所能达。潘天寿作画时，每画一笔，都要精心推敲，一丝不苟。他在“有常必有变”的思想指导下，取诸家之长，成自家之体，他的画材为平凡题材，但经他入手的画，却能产出不平凡的艺术能力感染。

潘天寿的出身与齐白石相似，自小就经受了农村劳动生活的锻炼。但其学养却近似于黄宾虹。而由于他晚齐、黄二十多年，所接受的教育比之齐、黄更多现代性。和齐、黄一样，潘天寿没有从师于某一著名的大家，也是博采众家，集诗、书、画、印为一，用自己的天赋、气质和后天的阅历统驭画笔，开拓出一条蹊径。他对传统下的功力也很深。马远、夏珪的雄健，戴文进的强劲，沈石田的老辣，八大的奇倔，吴昌硕的朴茂，他都有所吸收与研究。其特点是边纳边吐，总以自己的强悍个性和与众不同的心理素质把它们消化，把那些异己的因素排掉，而从不被种种非个性的传统因素(哪怕是大师的、具有充分表现力的、革新的)所淹没和改造。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书赠的偈语“学无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着我”，与他的强烈个性气质完全相契。吴昌硕在晚年成为潘天寿的忘年交，他在惊叹潘天寿“年仅弱冠才斗量”、“天惊地怪见落笔”的天资、气魄之余，曾担心他笔路险绝，易入危途，在赠给他的一首长诗中写道“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吴昌硕这一担心清楚地证实着潘天寿艺术道路的履险入绝特色和他的独特气质。他的指教使年轻的潘天寿反省了自己的“行不由径”，加强了对传统的钻研，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选择。在吴昌硕谢世的第二年，他在自题作品中写道：“予不懂画，故敢乱画，说是画好，说不是画亦好，不妄自批评，被讥蜀犬，懒头陀如是说法。”其独行如是。不理解潘天寿这一心理与行为特质，就难以进一步理解他“独树有门户”的艺术探索与艺术风格。

大约在四十年代末，潘天寿的艺术走向成熟，至五十年代后期进入高峰期。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以这一时期的作品为准，他的风格和创造性可用他自己的印语来概括：“强其骨”、“一味霸悍”。“强其骨”就是以力胜。骨力、骨气是中国书画阳刚美的审美标准。

为了这个目的，潘天寿强化了线的表现性——“以笔线为间架，故以线为骨”。线可刚可柔，如何运线为骨?他说“可与书法中‘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二语相参证。”即刻划出灵动而又强劲无敌的线。元明清以降的文人艺术家强调的以书入画，多求线条的圆润、和谐、浑厚或秀雅，潘天寿则求方折、挺拔、生辣和雄劲。“潘天寿的画中之书与吴昌硕的画中之书不同。因为吴画不论在用笔和构图上主要是草书体或草篆体，大都化觚为圆。潘画不论在用笔和构图上则主要是隶书和魏碑体，大都化圆为觚。”几乎全以方折觚线构造形象，在画史上前无古人，因而他的“强其骨”就非一般“力能扛鼎”之笔力，而是铁骨铮铮的独特风格了。“强其骨”的另一特色是造型和构图上的雄阔险峻，多方正大折落；他画山，极少叠嶂重恋或平远杳杳，而是多取近景，结构一隅，选择出奇制胜的视角，在物象的配置上强调对比差。吴冠中曾分析潘天寿在构图上这种善于在平面分割中拉大差距、增强对比的特色，说这种构图能给人以“强烈、紧张、严肃、惊险及激动等等感觉”。他把潘天寿和八大山人的构图原则进行了对比，认为“八大的画基于动，表达流逝的美，他努力在形象中追求不定型。潘画立足于稳、静及恒久，着意于铸型，他一再画雨后山水，一再题这句款：‘雨后干山铁铸成’。大都化圆为觚。”这些分析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潘天寿不画千岩万壑，不画本来就能够唤起崇高感的高山大岭，而以倚松傍花的小景为对象，但画面效果却雄大壮美，与明清山水花鸟画率多优美、秀润的特色大异其趣。崇高的对象在某些人的笔下变为优美或者平淡、平易的景象在另外的人手下却变为雄壮而奇崛，源自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潘天寿绘画不入巧媚、灵动、优美而呈雄怪、静穆、博大，即源自他的气质、个性和学养的审美选择，然而这种选择又与时代审美思潮不无关涉。

从青年到晚年，他有一以贯之的风貌，从绘画、书法到诗歌，也有一以贯之的气象——他的行书多出以扁笔，方圆并用，生辣刚劲而姿致奇峭，适足与画面相一致；他的诗近于李贺、韩愈和黄山谷，注重炼意炼句，僻拗老健，力排纤柔。“鬃髫倚长剑，起视夜何其”的壮气，不也与雄奇壮美的画幅相谐和么?这表明，在潘天寿艺术的背后、心理的深层，那种一以贯之的恒定的东西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东西就是他的气质个性。出色的艺术家都是把独有的个性气质发挥到极致，才成就了自己艺术的。

但任何气质个性又总是历史的产物，潘天寿关心国事，多“感事哀时”，他是个志洁的文人，亦常以“懒道人”、“心阿兰若住持”这样的别号表明自己清高的心迹。但他的绘画作品却没有一般士大夫画家贯有的那种自怜自哀和疾俗愤世。诚实、光明磊落、强倔而深沉、时时关心着祖国与民族的命运——这些个人品质与时代意识统一在他身上。早年经亨颐、李叔同的影响，毕生从事艺术教育事业的历程，抗日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磨难，担负教育、学术重任所唤起的时代使命感……这些，都不可能不化作一种潜在的意识，进入他的艺术。他作画的苦心经营，正表明着这种非天性的因素如何以理性和“第二天性”(化作无意识、潜意识的时代感等)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不少欣赏潘天寿艺术的人都感到，他作品风格的大气磅礴和至险至奇，虽包涵了个性却不是一任天然的个性流露，而大多出自他的惨淡经营。和吴、齐、黄相比，潘的经营性无疑要多的多。他晚年对指头画的巨大兴趣和悉心研究追求“不雕”境界，追求“如锥的画沙，如虫的蚀木，如蝌蚪的文字，如屋漏的痕迹。”再三强调“无笔墨痕”、“误笔”、“误墨”和“偶然效果”的“自然”意味，也许与他意欲对“做”和“经营”的损失作补偿的动机有些关系。不过，其他画虽减弱了雕痕，并没有在构图措意上改变一贯经营的特色。某些巨幅指画，对于扩展指画的表现力，对他“常中悟变以悟常”的追求，都是很有价值的。但纸面过大而指掌有限，有时致使工具、指趣与平面空间尺度有些失调，反而未必比小幅指画自然有趣。

传统文入画一向把“自然”、“平淡天真”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潘天寿也这样看。从反对做作、雕饰、过分华丽巧艳的意义看，无疑是积极的。但艺术创作离不开一定的技艺(尤其是古典艺术)，因此不可能不“做”，不可能全然“不雕”。所不同的，是“做”的程度不同，“做”法不一，有的近自然，有的近雕做而已。有些形式(如建筑艺术)·有的表现手法(如象征)如果一味求自然、天然，大约就要损坏它自身的长处和特征。绘画也不能一概以“天然去雕饰”为最高准则。像潘天寿所追求的雄大、奇伟一类风格，不可能采取像金冬心或齐白石的寓隽永于质朴的表现方式。齐白石的画让人感到亲切，潘天寿的画让人感到震动；一个洋溢着生活的情采和趣味，一个勃发着精神的张力和豪气。前者以自然流露为上，后者以刻意经营为工。在审美形态的存在序列中，它们并无高下之分，而只有美学性格的差异；观者爱好选择的区别，亦只是乐山乐水之分。晚年的潘天寿，对于自己雄奇阔大风格的追求还不曾臻于极境，而以“不雕”为目标的指画对这种追求产生的力大约是反向的。就潘天寿以奇雄阔大风格向充满着纤弱、枯索而公式化的国画现状挑战言，他超越了传统，进入了现代；而就他以“不雕”等理论模式约束自己的“一味霸悍”言，他又回到了古典传统的规范。他一生的奋斗，正与西方美术思潮对中国美术的起伏冲击同时，他认为中外美术的混交，可以促进美术的灿烂发展山，但他自己的创作却毕生坚持从传统自身求出新，不伸手向外来因素借鉴(尽管他在求学期间曾接受过李叔同的西画教育)。他在风格上和吴、齐、黄的差异，并无超出传统材料工具、表现方式和审美趣味这个统一的大圈。因此，他追求的雄大、奇险、强悍的审美性格，依然未出“壮美”这一传统审美范畴，没有由借鉴西方文化精神而转为崇高性。他是传统绘画最临近而终未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