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吃西瓜的少先队员们，手指等部位被染上猩红色，似乎是西瓜红瓤，实际则是表现鲜血淋漓的场面。这件作品对红色中国政治的讽喻完全不加掩饰，是一件显而易见的政治性作品

罗金斯基作品“红门”则是一扇真实尺寸的木门，漆成极其夺目的鲜红色，而门的把手却是被时光磨蚀了的黯淡斑驳——一如所有苏联平常百姓的公寓房的门把手。

某些中国“当代艺术家”，一眼看到了先前大红大紫的苏联“政治波普”，立刻看懂了西方艺术市场喜欢什么，什么东西适销对路。于是，丑化毛泽东、反讽中国政治制度、恶搞少先队员等题材的中国“政治波普”，大量出现。10月5日，曾梵志的油画《最后的晚餐》在香港以1.6亿港元的高价拍出，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高价纪录。消息传来，媒体都将其视作艺术现象，称画作是“捕捉了中国社会商业化浪潮中发生的巨变”。

浙江大学艺术教授河清文章《西方曾热炒苏联“当代艺术”》简述了苏联“当代艺术”的发展和没落。

早期苏联非官方艺术未表现明显政治性

苏联“当代艺术”是在美苏“文化冷战”的背景下产生的。苏联的文艺方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的绘画也是基于欧洲古典绘画的写实方法。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推广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美国学者爱娃·考克洛芙特直接称抽象表现主义是“冷战的武器”，抽象绘画也被称作“非政治的政治画”。此外，从1960年代起，美国开始推广日常实物装置，使用日常招贴图像，即所谓的“波普艺术”，既推向自己的阵营欧洲，也努力渗透敌对阵营苏联。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一度给苏联文艺气候带来“解冻”。1957年官方办过一个非官方艺术家的展览。之后，空气又收紧。在相当长的一个期间，苏联对非官方艺术既不放任也不严厉禁止。于是在莫斯科郊区的里亚诺佐沃火车站周边，出现了一个“里亚诺佐沃群体”的非官方艺术家聚居区。这种与官方艺术相对立的“地下艺术”或“异端艺术”，后被统称为“反规范艺术”或“反保守艺术”。

早期的苏联非官方艺术，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一部分是受美国抽象绘画影响从事抽象形式主义实验，另一部分则受美国波普艺术影响，装置一些日常物品。比如罗金斯基，自1960年起收集日常生活的杂物，营造一个压抑的氛围，表达生活的无聊，不自由。

这个时期，非官方艺术家没有公开展出机会，只能在自己公寓里展出和交流，所以也被称为“公寓艺术”。这些“公寓艺术”尽管没有画廊，但也有地下黑市可以出售作品。尤其自1960年代起，美国有相当数量的苏联问题专家，以外交官等名义，躲过苏联克格勃监控，偷偷拜访这些地下艺术家的画室，购买、鼓励他们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哈佛毕业的经济史家诺顿·道奇。他早在1955年就来到苏联，收藏12000多件时间跨度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苏联“当代艺术”品。1965年，罗金斯基一批作品得以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美术馆展出，正是依靠这种地下交易。
讽刺苏联画作大行其道

从1972年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改革——公开”口号，苏联的当代艺术表现出日益明显的政治性。

1972年，科马尔和梅拉米德提出“索茨艺术”（Sots Art）这个概念。索茨艺术表面是指“社会主义艺术”，实际是以美国波普艺术的形式，讽喻苏联政治，一般定义为“受美国波普艺术影响的政治性艺术”，即指苏联“政治波普”。科马尔和梅拉米德是代表人物，。1972年他们设计一个少先队夏令营的海报时，恶搞少先队员形象。他们画了《双重自画像》，把两位少先队员的头换成自己头像。画面上，两名少先队员对着一尊斯大林的半身雕像，一位敬礼，另一位吹号。这是他们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此外，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在恶搞苏联领袖形象，在领袖的头像造型里，画上自己、老婆和朋友的肖像。

1974年，科马尔和梅拉米德试图在莫斯科—处空地举办露天展览，请来了大批外国记者，结果遭遇当局派出推土机和水炮车的驱赶清场，后被称为“推土机展览”。
由于西方的干预，勃列日涅夫政权对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艺术家很不耐烦，于是允许他们移居西方。1975年科马尔和梅拉米德移居美国，有了广阔天地，继续在美国画讽刺苏联的画作。他们在美国市场的成功，反过来大大刺激和影响了苏联国内的艺术家。

此外，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著名的苏联“当代艺术”流派，叫“莫斯科观念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巴科夫。他可以说是苏联最有名的“当代艺术家”。他的作品主要是实物装置：把苏联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用品组合起来，暗示苏联生活的压抑、无聊，同时讽喻苏联政治制度的黑暗。

1965年，卡巴科夫做了一幅作品《苍蝇母王》，暗示这个社会是如此令人生厌，连苍蝇都死了。卡巴科夫也于1988年移居西方，很快也获得成功。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