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石门颂》

学书无他道，唯从临摹始。

临摹是贯穿书法家整个艺术始终的学习活动。书法与绘画在学习方式上有很大区别，书法学习相对是单一的渠道，只有临摹，绘画则不然，从这点讲，临摹之于书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通常意义上我们把临摹分为实临、背临和意临几个阶段。实临为一般或是初级的临摹方法，即尽量把握原作的风格归属以及用笔、结字和章法特征，以形似作为基本要求，贵在能得原作之要领。背临是临摹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大多数学习者都不以为然，有所疏忽。意临可以说近视乎二度创作了，意临又可分作几种，一种即在保持原碑帖的基本风貌与神采不变的情况之下，掺入另外其它碑帖的诸如笔意、体势等等因素，达到某种似曾相识又出乎意料的艺术效果。

譬如在写石门颂时略掺入汉简的笔意，或者在临写王羲之行书时可掺用魏碑的某些结字方法。一种即提取并强化碑帖中的某一点某一方面，淡化其它，这是有针对性的学习，方便解决阶段性的困惑。如临习王羲之《何如帖》，着眼于作品的空间形式，削弱点画、结字、线质等方面。一种即为强化书写者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理解，突出个人书写风格，与原作拉开距离。如王觉斯临写二王书，无论笔法、字法、章法或是整体气象都与原作相去甚远。还有启功先生临写《争座位帖》，已纯粹是个人面貌了。

以上所说只是从单方面的谈及临摹，就临摹说临摹，假如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从艺术创造性的层面讲，上述分法就显得有些单薄与不妥。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实临与意临，临摹是什么，临摹什么，如何临，都是受到创作观念的主导，不可能排除掉主观意识的参与。面对经典原作，我们无法摆脱自身的审美观念与鲜明的时代书风影响，这些因素毫无疑问都会不自觉地对临习发生影响，我们无意识地已经对原作进行了“塑造”。当然对原作亦步亦趋的模仿，也极容易把其写死。况且原作的风格面貌是否就是原作者意愿的完全体现，恐怕也不见得，这点还须深入考察分析才能得出判断。

因此，以我之见，在临古的过程中主体意识与主体精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临摹的本质就是在于借他之作写吾之心，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他人的优秀成果来提高审美意识和发现自已，塑造自己。

我学书从汉代刻石入手，对汉碑用功较多，汉碑所蕴藏的开张跌宕之势，朴素古拙之美及恢弘雄浑之气象特别打动我。碑刻之美不同于墨本之美，刻刀在碑石上运行，阻力重重，强化了涩势，点画线条加重了厚度与力度，显示出一种苍茫浑厚荒率之美，再加之时间与大自然地“雕琢”更加剧其“金石气”审美表达，古意很足。汉隶风格面目众多，各有各的艺术魅力，各种形式美感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从汉碑入手学习书法，这种取法的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汉碑雄浑博大的气象有助于培养学书者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大格局，大方面，不让细枝末节，琐碎的东西浸染到学书者的笔下，培养我们一种开阔雄厚的审美情怀，同时有助于训练气度与形势的结合。从书体发展的前后次序来讲，学隶上可通篆书，下可入行、草、楷书，更加有利于各体的融会贯通。

在此次临古的作品中，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汉代碑刻，很少做整篇通临，我的方式是截取碑中某段某字，随意排列而成，也可算做平时日课。选取这些字的目的在于它们大都能代表原碑的风格特征，具有很强的典型性，所谓“擒贼先擒王”，抓住这些字的特点很快就会“攻克”原碑，其它临摹作品诸如楷行草书选取较少，这些作品大都实临的成分较重，加入个人的理解成分相对较少，但都与我目前审美追求相接近。

为了不使自己的创作限入局限与僵化，临摹必须广泛，无论碑学帖学，名家法书还是民间书体都要大量临习，做到兼收并蓄。同时加强审美意识的训练，对美的种类与感受要有敏感，如何能把相对、相反的美糅合协调统一起来，这才是高水准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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