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揆（1604-1676） 江山卧遊图

引首：31.5×89cm 本幅：31.5×782cm

纸本手卷

备注：

1. 方辅题引首。方辅，字密庵、君任，安徽歙县人。清乾隆时以善书法名，著《隶八分辩》。他与丁敬、邓石如等相友善，此幅引首上钤印即出丁敬之手。

史载程正揆绘《江山卧游图》近五百卷，本幅有其款书“第一百五十八”，而传世之本带编号者非常罕见，且多藏于各大博物馆中。

《江山卧游图》的创作模式在历史上始于南朝画家宗炳，当时宗炳因病返回湖北江陵老家，感到自己“老之将至，名山恐难遍睹”，而生平素喜好游历名山大川，故将自己平生所览山水胜迹绘制成图，挂于室内，“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宗炳此举一行，后世画家纷纷效仿，其中以清代著名山水画家程正揆的成果最为卓绝。

程正揆创作《江山卧游图》最初动机，仅是排解为官不得游历名山秀水的苦闷，故开始时画作上仅题《卧游图》三字，并无序号说明，这时他并未意识到这偶然间创作模式会成为他以后毕生的追求。后来随着自己贰臣的身份及在清朝为官的遭遇，其思想渐渐产生了变化，胸中块垒化为笔底烟云，遂一发不可收拾。程正揆开始对这些作品进行了顺序的编号，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卷《江山卧游图》，题款中分别标明第二十五卷和第二十七卷，上海博物馆藏程正揆《江山卧游图》则标为第一百八十七卷等等。这些画作创作的目的表面为《江山卧游图·其七》卷上的题跋所示：“据长安者有三苦，无山水可玩；无书画可购；无收藏家可借。予因欲作<江山卧游图>百卷布施行世，以就马上诸君之苦。”但实际动机却是借画抒怀，表达对故国江山的无限怀念，正如他在诗作《再用前韵答沈三在夫》中的哀诉：“投身新雨露，满眼旧江山。”古之杰出之士，知世事有不可为者，遂遁身于艺，发抒情怀，这几百幅的画作，件件都是程正揆在更朝换代后的避世消隐心态的现实写照。据史料记载，程正揆曾立志作《江山卧游图》五百幅，清代著名印学家周亮工曾在《读画录·程正揆》条下称其在康熙元年（1662）之前已见三百幅。程正揆一生绘制此图究竟多少幅，今天我们已无从考证。此次展出的《江山卧游图》是程正揆在这个模式下创作的第一百五十八卷，是卷创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此时正是他绘画创作中期中的重要转折点。此期因他被罢官后主要活动于金陵，故也被研究者称之为“金陵时期”。这是他转益多师，画艺渐臻成熟的时期，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在师承上，他从以董其昌为师转向了师元人为主，尤其倾心于黄公望。细观此卷，除了对之前沈周、董其昌师法的流露之外，用笔上又显现出元人黄公望、倪瓒的一些特点，笔力充沛雄健，水墨酣畅淋漓。山石画法以长、短披麻皴为主，间杂小斧劈与倪瓒典型的折带皴，运用一随己意，不刻意强求，将多家笔法熔为一炉而无局促之感；树法中锋、侧锋参杂混用，以中锋为主，线条较长，再加上重墨点苔，给人以草木茂盛的感受，并兼有“双钩”画成的杂树，一般先施淡墨渲染，再施以浓淡枯湿相宜的横点，表现树木在夏秋季节特有的澄碧；房屋亭台的笔墨随意而不失规范，笔势略显凝重，荒芜的山野洋溢着盎然生机。正如秦祖永在《桐荫论画》中评价说：“程侍郎笔情纵逸，风韵萧然，真士大夫笔。其画理最精，故能造妙入神”。整幅画作笔墨凝练，风骨清朗，画中山水苍苍茫茫浑与天接，将清幽雅致的大好山河淋漓尽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万里江山中竟空空无一人往还的匠心设计，又突然把欣赏者拉回故我河山沦为他土的痛楚心境，此等用意之高妙，让人惊呼，让人哀叹，让人低回往复梦回故国。

此卷前有方辅题引首。方辅，字密庵，安徽歙县人。主要活动于乾隆年间，时以工书及善制墨扬名，书法宗苏米，能擘窠大书，尤善分隶。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著《隶八分辨》成书。密庵与丁敬、邓石如等相交，丁敬曾为他刻印多方，此引首中所钤印章即出自丁敬之手。由此故知引首款中“己亥秋”当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此时距离程正揆谢世才百年左右，是年秋天方辅见到此幅《江山卧游图》，感叹于前人笔法之精妙，气韵之清远，用意之幽深，遂挥笔题下“希踪无尽”四个大字，慕拜之情，溢于言表。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