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书《赤壁赋》
苏轼（1037－1101）是宋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同时又是著名书法家、画家，是至今最受欢迎的古文人之一。作为文学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为诗人，他是宋代诗词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作为书法家，他名列“宋四家”之首；作为画家，他是古代“文人画”理论和写意画法的开创者。他的散文《赤壁赋》，是千古传诵的文学名篇。令人惊奇的是，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苏轼亲笔书写的《赤壁赋》墨迹长卷，经过近千年，至今仍存世间。这件墨宝在南宋时，曾入宰相贾似道府收藏，其后流传过程大致是，在明朝曾先后被陆完、文征明、文彭、项元汴等收藏家收藏，入清曾被梁清标收藏，至乾隆时归于宫中，并被乾隆皇帝编入书画目录总集《石渠宝笈》初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为院藏书画名品，历经抗日战争前后文物南迁、西迁、东归、迁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卷纵高24厘米，横长258厘米，全篇608字。除文章开篇36字在流传过程中损坏，由明朝书法家文征明模仿苏轼书体补齐外，其余63行572字，均为苏轼手书真迹。
此卷是我国文学艺术史罕有的集名家、名篇、名帖于一身的名作，代表了苏轼成熟期的思想面貌、文学成就、书法风格；从某种角度看，其间还包含了四个转变：作者苏轼人生转变、辞赋文体发展转变、王书流派发展转变，以及家具、建筑发展带来的书写姿势的改变。
人生转折期代表作
苏轼正式入仕后的熙宁（1068—1077）初年，正是宋神宗倚重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的时候，以他的恩师欧阳修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员对此持不同政见，“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纷纷离京外放。苏轼政治倾向保守，加上师门因素，上书反对“新法”，调任杭州通判三年，接着调任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知州。苏轼担任地方官颇有政声，颇得人心。这时期基本是王安石在相位；到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当朝已是后来所谓“元丰党人”。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任湖州不满三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在苏轼《湖州谢上表》及其他诗文里寻章摘句，罗织罪名，以“文字毁谤君相”罪名将其下狱，系狱103天之间几次面临判死，还是王安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一句诤言而救了苏轼。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代御史台柏树多乌鸦，俗称“乌台”。苏轼获释后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到元丰七年（1084）离开黄州，实际上等于投闲置散。苏轼经此仕途波折和出死入生、死里逃生的人生历练，对政治心灰意冷，对生命有了悟彻，如同比他稍晚的诗人辛弃疾所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宋辛弃疾词《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的。也如前代诗人杜甫总结的，“文章憎命达”（唐杜甫诗《天末怀李白》），磨难出诗人。而其为人处世也变得谨小慎微了。
“孟德之困于周郎者”意有所指
宋代立国之后，西北、北、东北分别先后受到西夏、辽、金、蒙古等政权威胁。元丰四年（1082）冬，宋神宗在对形势估计不足、用人不当情况下，以宋室亲贵大将高遵裕统帅九万大军征西夏，结果是“一军皆溃”，直接威胁到中原地区安全，因此举国震惊。近年有学者考证，《赤壁赋》中“客”为词人张舜民（生卒年不详，英宗治平二年即1065年进士，为襄乐令）。张为苏门弟子陈师道的姊夫。神宗元丰中，应高遵裕征辟掌机宜文字，随军西征。根据张舜民《郴行录》、苏轼《仇池笔记》卷下所引张舜民《西征途中诗》等文献，张舜民贬谪郴州（今湖南郴州市）时，专程绕道黄州拜访苏轼，向苏介绍元丰四年冬的败绩。张于元丰五年（1082）六月底到达黄州，《赤壁赋》则作于七月既望。文中“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等处，影射朝廷上年西征之败。文中利用赋体文章特有的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之口，还表达了作者的不满、牢骚。鉴于“乌台诗案”文字狱教训，此文写成后并未公开示人。第二年，他的朋友傅尧俞（字钦之，1024－1091，曾为御史、出任知州，后任尚书、中书侍郎，卒赠银青光禄大夫）派人向他索要近作，才抄写交付来使。在附言中写道：“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接着频频叮嘱：“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沧海一粟”，千年一误此卷文字与今通行本《赤壁赋》颇多不同之处。对照苏轼文集最权威的繁体版《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7月出版），不同及基本情况依次如下：“裴回”，作“徘徊”，古文同；
“陵”万顷之茫然，作“凌”万顷之茫然，古文同；
“憑”虚御风，作“冯”虚御风，通假；
“僊”，作“仙”，异体字；
“余”怀，作“予”怀，音同义同；
渺“浮”海之一粟，作渺“沧”海之一粟；
“赢”虚，作“盈”虚，假借字。
共“食”，作共“适”；
杯“槃”狼藉，作杯“盘”狼藉，异体字。
以上九处异文，渺“浮”海之一粟，作渺“沧”海之一粟；共“食”，作共“适”，问题比较大。“食”改“适”，可能因为音近而造成传抄易字。“食”在古汉语中有受纳、享受之意，如王充的《论衡·量知》：“然则文吏所谓‘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见将倾邪，岂能举记陈言得失乎？”“适”为满足、安适、适用之意，也可引申为享用。从上文“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来分析，自然是“受纳”之意，苏轼手书原文更贴切。
“浮海一粟”变作“沧海一粟”，可能因为繁体字形相近而在传抄中易字，但“沧海一粟”已成为成语。《辞源》即认为语出苏轼《赤壁赋》，《辞源》所本康熙时期所编《佩文韵府》也如此。这就涉及孰是孰非问题。一般情况下，既然有作者手书原件，当然是原件最能代表作者的原意；当然作者原作不意味没有错，遇到原作果真错误的特殊情况，也有必要改正。
苏轼著作集磨难颇多，苏轼在世时有自己编定的《东坡集》，另有《后集》、《内制集》、《外制集》、《奏议》、《和陶集》等，共六种集子刊行，并均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下诏禁毁。至宣和五年（1123）人们以为时过境迁，福建等地重新印行《东坡大全集》、《东坡备成集》等苏轼著作集，宋徽宗再次下诏禁毁。以后到北宋灭亡的1127年，一直被禁止流传。宋室南渡后，禁忌渐开，但印行还是慎重的。郎晔于宋光宗绍熙二年（1192年）,拣选苏轼文章400多篇编注成60卷，同时为之作注，进呈皇上御览，然后刻书印行，书名《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有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所作“御制文集序”。这是现存较早并权威的刻本。“经进”是说经过进呈御览，也就是钦定批准的；“事略”应是保持当初进呈条陈文件的事由题目，表示对御批的文件原封未动。后世印行多以此本为祖，上世纪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四部丛刊”，其中就是影印宋代郎晔注本。笔者查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7月出版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该本卷首示明：“本社此次重印，即用四部丛刊景印郎注本，和罗氏蟫隐庐本、宝华盫刊七集本、大全集本互校断句。关于是正文字的伪误，大部分取材于罗氏考异。宋代的讳字和当时的俗字，随文改正，不另做校纪。”“罗氏蟫隐庐本”是民国九年(1920)罗振常（罗振玉之弟）校本，其底本也是《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而以吉州、建安两宋本互相参校，笺注、考核精审。宝华盫刊七集本，是清朝端方宝华盦翻刻明成化刊本，号称完备；“大全集本”属于宣和版本系列，准确性稍差。“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7月版本凡是对“郎注本”有改动处，均于篇末以“校记”注明。《赤壁赋》位列全集首篇。可以说，“沧海一粟”的原则性错误，在现存最早刻本中已经造成了。清朝康熙词臣编辑《佩文韵府》可能见过宋版苏轼文集，但却见不到苏轼手书《赤壁赋》原件，因为当时此卷尚未进入清宫。而近千年间虽有苏轼手书在世，但由于无照相术，能见到真迹的仅有极少数人，千年一误，以讹传讹。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