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以下简称“朱”)：“当代水墨”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都不奇怪，这证明大家对本土绘画样式的回归和认可，看到了它的价值所在，说明我们开始对自己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有一点点自信了。

邓：这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在文化上努力找回了对本土艺术久违了的自信。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变，影响和推动着中国画的发展。在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面临西化的时代潮流的冲击，单从这一点来看，它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相似之处;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艺术创作开始注重与现实生活结合，注重本土文化的回归和确立文化身份;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依然在延续着这样的方向继续发展。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已有三十年，您身为一个水墨画创作者，有什么感受?

朱：近一百年来整个中国的方方面面受到了来自西方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种种思潮、理论、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强烈地冲击了中国社会。混到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包括老百姓过的日子，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或祖宗传下来的。五四运动只不过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头，后面的N次运动都比“五四”来得猛烈、持续，有的居然折腾十年之久。这种自我否定的劲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如此坚决彻底。历史迟早要追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邓：当代水墨改变了传统水墨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内容方面看，它力求表现鲜活的社会生活和情感，具有时代性;从技术来看，对笔墨和材料的要求更加包容;从视觉来看，画面承载的信息量更大。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多元化对中国画的发展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

朱：当代水墨和传统水墨最大的不同，是它摆脱了宫廷绘画和文人绘画的影响，不再玩小情调、小趣味，不再哼哼唧唧，自作多情，而是变得有血有肉，有哭有笑，知冷知热了。它已经开始参与社会的演变进程，它已经把屁股坐到了你我这边。

邓：当代中国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贴近生活，而不再仅仅是文人画家所表达个人的文思与情怀，在您的作品中，既具有现实主义的意味，同时又具有表现主义的色彩，从90年代至今的作品一直有充分的体现。谈谈您的感受。

朱：首先我想说的是，当下中国经过几个断层，发展至今，不可能有文人、文人画，只是有看似像文人或酷似文人画的。80后、90后，可能一不留神出现文人或文人画，但那也要等几十年之后，现在绝对不会有。其次，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剧变和动荡的时代，虽然大家活着都不容易，但是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作为一个艺术家，准确地记录和描绘时代的演变是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使命。脱离社会现实的画我至今没画过，也画不了。

邓：传统的中国画是讲究修养和功力的，甚至需要“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积淀。当代水墨则更加强调画面的视觉效果和张力，可能不再特别讲究线条、墨色的质量以及钤印的方法。我认为，在艺术创新的同时，艺术家仍然需要保有各自的文化底线。当代水墨是否应植根于传统?请谈谈您的观点。

朱：谈不上底线，你说的那些都是作为一个画家最起码的。水墨画根植于哪儿甚至都不重要，首先要保证画出来的是水墨画，其次在画水墨画的时候，您还得要保证对它有信心，不是硬着头皮才行。

邓：在中国绘画史中，影响过您的画家有哪些?

朱：范宽、石涛、八大。

邓：在这个材料丰富的时代，很多画家愿意用材料打造新奇的效果。从90年代至今，您的绘画材料似乎从未改变过，一直坚持使用宣纸、毛笔、中国画颜料，以没骨工笔画的方式创作，将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糅合在一起，这种方式相对于水墨画，是否更加适合表现当下的社会生活?在绘画过程中，在技术上是否同样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朱：画水墨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每天睁开眼看到的所有视觉图案、形象，我都在想把它融于水墨画有多大的可能。在画画的过程中要看你有多大的耐性，要看是不是把心思全用在画上。水墨画讲究的是功力，说白了就是要看你是不是三心二意。心思不正，画马上就不伦不类了。

邓：在90年代的中国，“政治波普”是很重要的当代绘画风格，在当时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您在90年代也创作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伟人形象、军人形象。这是否和您出生在军人家庭，以及十余年的军旅生涯的背景相关，是题材上的不谋而合，还是有意为之?

朱：我属于和后八九一道出世的，是仅有的两位以水墨画走向世界的，另一位是魏东，也是画工笔水墨的。大家题材都一样，风格一致，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他们签的是汉雅轩;我和魏东签的是万玉堂;杨少斌、岳敏君签的是少励画廊，在同一年。

邓：90年代初期，当代水墨在当代艺术大的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的位置。中国画家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也意识到了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如果要确立文化身份，必然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根基。当时你们那一批最早打入国际市场的画家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吧?

朱：遇到了。当时的文化身份更多的是以弱者和难民的面貌出现的，以可怜呼唤同情，并没上升到文化异同这一层次。我记得1994年在国外第一个大型水墨个展上，我在画册上签名的时候，把女士的名字写在前头，男士的写在后头，就为这，还赢来一片赞许。那意思是，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家还懂得最起码的文明，居然还通人性。

邓：或许您是一个为兴趣工作的人。您画画之余，也完成了很多版画和雕塑作品。90年代摇滚乐成了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老友崔健原作歌曲《红旗下的蛋》命名的系列作品随之应运而生。在中国的美术圈里，同时从事多种创作活动的艺术家还是比较少的，当然这与个人精力和才能都有关系。

朱：古时候画水墨画的，画画完了，爱在上面多写点。一个是因为人家字写得好，二是肚子里有水，有的时候还洗个澡，抚个琴，谱个曲儿，捅个词儿什么的，那叫雅兴，或曰锦上添花。这些我都不会。但我会古人没见过的，比如电脑、吉他、拍MV、雕塑什么的。这隔几百年后看，一定也算雅兴。

我是先听革命歌曲、后听摇滚乐长大的，我的朋友里至今玩摇滚的要比画画的多。摇滚乐必须反映现实，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我的画面里落款经常都是摇滚乐的歌词。当年革命歌曲影响了我们，我们也影响了革命歌曲，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终于以摇滚乐取代了革命歌曲。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题材，以年轻时候的激情，捎带手把知识分子该做的事情做了。

邓：从革命歌曲到摇滚乐，意味着时代文化的变迁。你的绘画反应了很多社会现实问题，其中不乏批判的、嘲讽的意味，从这一点来看又与中国摇滚乐精神旨趣具有一致性。那么，中国摇滚乐已经有20年的历史，它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营养，它具有批判性和反叛精神的同时，又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它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文化立场、价值观、人性等种种问题。您见证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请谈谈它目前的发展状况?

朱：中国的摇滚乐直接影响了我几十年来的创作，它发展到现在，就像我在他们的研讨会上讲到的，反叛精神还在，理想色彩没了。越来越国际化了，也就是说，越来越不像中国的摇滚乐了。

邓：自从结束了万玉堂画廊的合约后，您的绘画创作暂且处于停滞或者休息的状态，什么时候开始新的创作?

朱：和万玉堂的合作了14年，全球独家代理，我从26岁一直画到41岁，圆满地完成合同，同时也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创作时光。到目前为止，快有四五年没怎么画画了，2012年正式开始恢复画画。因为后面有几个大的展览要办，合同也签了。

邓：延续以往的系列还是有新的创作想法?

朱：创作思路不变，技法上也不准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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