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

出生于北京的艺术家黄锐是中国先锋艺术家中重要的一员，从1970年代开始，他便活跃在中国的文化界。作为“星星画会”的组织者，他和星星成员艺术家王克平、马德升、艾未未等多次发起展览，而作为诗人，黄锐与两位朦胧派代表诗人北岛及芒克一同开办了地下文学杂志“今天”。

最近黄锐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谈及了在博而励画廊的最新个展，他对诗歌的热情，并追忆了七八十年代的艺术界。

记者：这次展出的绘画是持续的系列创作吗？它叫什么？

黄锐：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集中精力创作这个系列，名字叫“言色”。我在画面上安排了凸出的文字，希望它能有一种类似浮雕似的感觉。

记者：你是如何挑选表现在画面上的文字的？

黄锐：在这次展览里，所有的文字都是从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摘选的。我的方法是首先去阅读我喜欢的诗，并且去发掘它所表现的意境，然后我会用绘画的方式表现诗歌的意境以及我对诗句的主观联想。

记者：提到诗歌，你曾经与中国诗歌界有很多交往，并在1978年与诗人北岛和芒克发起了文学杂志“今天”，你曾经也写诗，那么你现在还在写诗吗？

黄锐：我从“今天”杂志停办后就再没有写过诗，我虽然喜欢诗，也想过要成为很好的诗人，但是写诗我会犯错。所以我回到我更为熟悉的绘画语言上来，在绘画里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事情。

在1989年的时候，我有想要写诗的愿望，那时我在思考士兵和武器，不过最后没有写成诗，而是把这个灵感创作成了绘画。

如今我与诗歌界的接触变少了，原因是我觉得诗歌带来的参与感降低了。我很期待那种诗人与普通人的参与感，如果没有这种参与感，我觉得诗的意义会减少很多。我曾经历了中国诗歌最好的年代，尽管那时通讯不方便，但诗歌朗读会竟然会吸引上百闻讯赶来的人们。

记者：你所经历的七八十年代的北京美术界气氛是怎样的？

黄锐：我觉得那时候的情况比现在不好的是大家一穷二白。社会有一种空洞感，因而人们也更渴望接受新事物。我发现那时候体制内的很多人都非常开放，比如中国美协的领导江丰和北京美协的刘讯都非常开放。他们曾在北海公园的展厅安排了星星画会和无名画会的展出。

我还记得在1979年的新春画展上，江丰写的展览前言中提到了“不设审查”和“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自己的手争取而来的”。这让我印象深刻。那时候的美术界具有一种可能性。

记者：从你的简历上看，你没有进入美术学院学习，为什么？

黄锐：我在1977年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尽管我的色彩考试是第4名，并且其它科目也达到了标准，但仍然不能被录取。因为那时的入学名额只有几名是向社会公开的，大部分的名额是面向美院教师子弟的。因为文革，有太多人都在等待恢复教育考试的机会。后来我没有再参加考试，所以也就没进入美术学院。

记者：你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中期选择去了日本？

黄锐：那时候日本很让人激动，人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榜样。在日本我获得了相当多的自由，最起码的是拥有了个人选择的自由和艺术创作的自由。

在日本的时期，我与日本当地的具体艺术运动（Gutai）和物派运动（Mono-ha）中最晚的一辈艺术家结交。我在当地的生活也算不错，也可以卖画。

记者：据说你是798艺术区的规划者，那么你和798艺术区的关系是怎样的，你是最早搬到这里的艺术家吗？

黄锐：我并不是最早居住到798艺术区的艺术家，最早在这里设立工作室的是雕塑家隋建国等人，而媒体人洪晃和音乐家刘索拉也都比我早。我是看着他们搬到这里才决定搬过来的，我搬进来时是2002年。

不过，我提出了798工厂的建筑是包豪斯风格，并发起艺术运动来保护798不被拆除。在2004年的时候，我通过艺术家李象群的帮忙，他是当时北京市的人大代表，通过他的积极奔走，我们向政府提案保护这片艺术区。

记者：你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怎样的？

黄锐：绘画是我最大的兴趣，它也占据了我最多的时间。它的可能性无穷无尽，而且我感到非常好玩。我会继续“言色”系列的创作，我下一个计划是用绘画表现唐代诗人杜甫的诗。

黄锐的最新个展“荒原系列 2011-2013”正在博而励画廊展出，展期至2014年1月29日。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