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鸭本身的萌态喜人，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满足了观众的想象，最主要的是它还负载着人们对童年的怀恋，老少咸宜。

今年最耀眼的艺术明星莫过于荷兰艺术家霍夫曼的公共雕塑“大黄鸭”，从香港到北京，再到台湾，这只黄色的庞然大物总是能成为新闻的焦点。鸭迷队伍以骇人的速度暴涨，一到香港就吸引众明星追捧，吸引了800万游客，在北京的50天则吸引300万人次，而且公园门票、游船、餐饮、住宿、交通、衍生品售卖等相关收入高达2亿。其中“大黄鸭”多项衍生品的售卖至少带来近700万元的进账。而在台湾目前也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鸭粉。而大黄鸭的成功，是否能为我们带来一点对于公共艺术的启示呢？

“2012年十大丑陋雕塑评选”标准基本上能够涵盖现今公共艺术的弊病，比如，与周边环境和自然条件极不和谐；体态怪恶俗；盲目仿生、盲目崇洋；抄袭、山寨、缺乏创意等

去年曾有媒体发起“2012年十大丑陋雕塑评选”，当时评选的标准基本上能够涵盖现今公共艺术的弊病，比如，与周边环境和自然条件极不和谐；体态恶俗；盲目仿生、盲目崇洋；抄袭、山寨、缺乏创意等。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公共艺术的态度大多是否定的，多用建设大跃进、规划性破坏、审美缺失、雕塑公害等来形容。有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虽然我国的雕塑在数量与体量上已经超过了西方，但是在质量上大多是千篇一律、毫无个性。

其实，公共雕塑是城市规划管理部门、雕塑家、开发商或企业家、城市公众四方势力在城市公共空间博弈的结果。优秀的公共雕塑需要四方达到一种平衡，但是由于话语权的问题，在现实中，这四方是很难达到平衡的，这也是劣质雕塑产生的原因。

首先，文化管理部门监管不力。根据文化部和住建部出台的《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规定，城市公共场地上的城市雕塑的设立和选用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审批程序，由每个城市的城市雕塑管理办公室负责。理论上城市规划者在规划的同时就应该把城市雕塑这一元素纳入整个系统中，甚至需要配合所放置的位置提前确定这一雕塑是要抽象还是具象、是金属材质还是木质，然后再通过竞赛、招标或者直接购买来进行落实，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雕塑并没有征询城市雕塑管理办公室的意见，也没有按照程序招标，所以导致劣质雕塑泛滥。比如今年1月初，广州同德公园门口出现雕塑《荟聚同德》，7个裸体男女手脚相连形成环形，惹来市民“艺术还是色情”的争议。这件雕塑并没有经过当地相关部门的审批，招标方式也遭到质疑。

有公共艺术家建议建立艺委会审查制度和专家团体论证体系，行政审批只是审批资金，相关负责人不懂艺术，反而会制约公共艺术发展，把工程和艺术捆在一起是很大的失误，所以应该由艺委会审批，由专家论证评审、确认方案，再由相应的专家推荐、评审艺术家，寻找适合的艺术家，最后进行设计创作，这个团体应该包括环境专家、学者、艺术家、艺术史论家、批评家等。但是目前很多工程都没有经过论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公共艺术将永无出头之日。例如今年7月份，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一尊已建了2年的雕像被悄悄拆了，据说这尊高达27米的大理石雕塑被称为“宋庆龄肖像”，是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配套项目，斥资1.2亿，不仅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更引起社会各界对资金来源是否来自善款的猜测。

其次，中国公共雕塑创作最大的问题就是陈陈相因、抄袭成风、缺乏创意。比如著名的《黄河母亲》侵权案，艺术家何鄂的这件作品曾被多个地方政府工程抄袭，由此引起的艺术家辗转千里的著作权维权案成为该领域的典范，也引起国内对公共雕塑创作弊病的思考。而今年，国内延续去年雕塑评选的余温，开始不断曝光公共雕塑抄袭事件，比如上文提到的广州同德公园门口《荟聚同德》被质疑涉嫌抄袭挪威著名雕塑“人生之环”，创作者承认借鉴，而非抄袭，而这种解释遭到外界的否定。深圳北站耗资数百万元的大型雕塑《天行健》被质疑为山寨品，但是创作者声明纯属巧合，国内专家也认为存在创意撞车的可能，最终因为没有证据而不了了之。

公共性虽然要求通俗，但仍然注意创意、构思、制作的独特性与精致性，引导观众进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

其实，公共艺术首先是公共性，好的艺术品不一定是好的公共艺术品。而公共性往往是被严重忽略的因素。对于公共艺术的标准，目前并没有权威的限定，但是美术理论家殷双喜认为，公共艺术所追求的，主要不是艺术的效果而是社会的效果，要解决的主要不是美化环境，而是社会的问题，强调的不是个人的风格，而是最大限度地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交流；艺术家与观众之间，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共享的关系，是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与态度。它必须考虑公众的接受与参与问题，而不应该成为艺术家对公众的“视觉专制”，艺术家要特别注意研究城市、社区、民众的历史与文化构成，寻求交流的可能性。当然，公共性虽然要求通俗，但仍然注意创意、构思、制作的独特性与精致性，引导观众进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

公共雕塑不仅仅承担着地标的作用，还可以成为地域、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或符号，达到情感、理念的共识，除了要有审美功能和文化含量，还要与当下需求发生关系。所以大黄鸭的走红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在创新性上并没有优势，但是，除了艺术家霍夫曼正确有效的宣传策略和合适的选址外，大黄鸭本身的萌态喜人，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满足了观众的想象，最主要的是它还负载着人们对童年的怀恋，老少咸宜，真正实现了公共性，这是国内公共艺术家应该思考和借鉴的。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