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令

陈文令的第一个工作室就在厦门海边，一个造船厂废弃的破破烂烂的小杂物房。当时陈文令只有二十出头，照片里的他站在称不上工作室的二十平米不到的小屋子台阶上，随时准备跳下去游个泳，再转身回屋里刻木雕。

那是1994年，这间小房子很快也被拆掉了。陈文令只好另外租了个工作室，房子不够大，干脆就在大树下露天做起作品。厦门的四季都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大树的浓荫足够遮挡风雨，陈文令在树下一呆好几年，许多早期的木雕作品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苦熬几年，扎实苦干的陈文令终于有了点名气，能每月拿出100块钱雇两个助手，工作室也搬到厦门大学，有了屋顶和墙，还挖了个小的地下室。2001年，他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在这个工作室外面的海滩上，100多件小红人散布在沙滩和租来的几条船上。由此，陈文令一炮走红。

进京

2004年，陈文令参加红门画廊的艺术家驻地访学，在画廊提供的位于索家村的简陋的工作室里住下。那时一些艺术家已经聚集在索家村，虽然村子还是一片荒凉，冬天很冷，晚上又没暖气，陈文令住了三个月落了个风湿病。但不管处境怎样，这里的人文环境和艺术氛围却让他很着迷。北京的艺术区好比一片荒野，不管什么样的种子，撒在这里都可能生根发芽，尤其对于生存能力强的陈文令来说，这里既有丰富的信息，还有成功的曙光。就是在索家村短短的三个月，让陈文令感到他真正的归属应该是在北京。

回头说说索家村的历史，最早在那片儿租房子改建画室的是一位设计师，他在附近费家村改了一个房子叫“香格里拉”，还邀请了不少策展人在此做艺术活动，邱志杰、黄笃、张朝晖、赵树林、舒阳等等都在此操练过。稍后，以张晓刚为代表的“川军”画家等租下另一个路口的两排仓库，改建了画室，曾浩、俸正杰、杨千、任小林、何森、杨劲松等艺术家聚到了一起。那阵红门画廊经营比较红火，率先开创中国访问艺术家项目，沈敬东、徐文涛、陈宇飞、孙佰钧、陈文令、杨黎明、梁越、屠红涛、韩情、周军都曾经住过红门提供的工作室，后来这十个人有八个人都留了下来继续在费家村、索家村长期租画室，开始时候一年房价都在几万块钱。第一期建好抢租一空，开发商提价又建第二期，再次抢租一空，到了第三期还是全部租出去。最红火的时候，费家村索家村有著名的非著名艺术家近200个了。

2005年，陈文令带着几万块钱，两车集装箱的作品来到索家村长租。第一个北京的工作室花了他四万块钱租金，面积有将近四百平方。他是奔着成功来的，当然没有时间等，入驻当天陈文令就一边装修房子，一边开始干活创作了。不久之后他又把自己在厦门的十个助手带到，开始流水线的大生产。

索家村生涯给陈文令带来不少好运气，第一次参加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就是源于在这里收到策展人黄笃的邀请，到2005年艺术市场热起来时，经常有机构来他这里订购作品，到2006年，陈文令就脱贫了。有江湖传闻，说陈文令是骑着自行车进村开着豪华车离开的，其实这不完全对，在北京的成功是因为在厦门积淀的基础和永不言败的动力。

2005年6月，索家村遭遇了第一次强拆风波，已入驻的百余名国内外艺术家们通过国内外报纸、网络等媒体呼吁社会关注，闹出了不少动静，保住了大部分房子。陈文令撑了一段时间，撑到第二年，实在闹心，一狠心离开。当然他离开索家村也是因为发展的需要，索家村的空间300平米，也早就满足不了他大工厂的需求了。2006年，陈文令跟着一拨索家村搬出来的艺术家一起，又挪窝到了酒厂艺术区。

搬了又搬

酒厂是在有37年历史的朝阳区酿酒厂原址上改造而成，自2005年就有艺术家开始入驻了。相比之前不稳定的索家村，酒厂是朝阳区经过市级、区级认定的艺术区，整个区域建筑质量明显高了不少。因为在厦门露天干活的美好回忆，陈文令一直喜欢有太阳光线通透的工作室，就一年十万块钱租了个带大玻璃顶的二层小楼。

计划赶不上变化，2006年艺术市场全面爆发，陈文令作品供不应求，搬进酒厂后几个月工作室就迅猛扩张，几百平米不够用了。再加上许多画廊开始进驻酒厂艺术区，商业气氛浓得艺术家们不得清净。陈文令干脆说搬就搬，在崔各庄乡奶子房村又租了2000多平米，一气儿搞个大的。

艺术家都经历了这样一条路，刚来北京人生地疏的时候就要扎堆，朋友多了好办事儿，也让自己更有认知度。等有了名气，扎堆就成了负担，偏僻清静又便宜的地方就成了搬家首选。

奶子房村名听起来有点儿不雅，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是专供皇家食用马奶的养马场。在民国初年，奶子房村分成了奶子房西村、奶子房东村。到2000年左右，村里电工通过关系拿到53亩地，把地分给河南的10个二房东，二房东又把地租给艺术家自建住房和工作室，因为原本村里基础建设不行，大多数在这里的艺术家还自建了化粪池和水管道。

陈文令去的时候，当地农民是拍着胸脯给的承诺，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他工作室经历中最不愉快的一段。2000多平米地方租金一年50多万，还另外花了十几万加盖俩大棚。工作室高度不够，村里又限制超高建筑，陈文令就想了一招——往下挖。他搞来了俩挖掘机，往地下挖了两米深的大坑，用来做大型雕塑。还盖了600平米的生活区做员工宿舍，让工人和助手们近三十号有吃有住，规模快赶上县镇企业了。在奶子房两年，厂子附近一带都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体系，陈文令的作品也达到了最高产的阶段，他打算就这么一直呆下去了。

2009年赶上朝阳区土地储备的关键一年。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框架内，建设农民新村成为朝阳区各个城郊村的主要方向，东郊各村都期待能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过程中迎来发展机遇。京城东扩带来的就是东郊艺术区的朝不保夕。2009年年底，还在台北的陈文令接到助手的长途电话，告知奶子房工作室20天内要拆迁。“我当时就有些懵了。”果然房东没有食言，之后第20天当晚，工作室突然停水停电。陈文令当即买来发电机，随后调了一部车专门运送饮用水，还要召集工人要在院子里打井，当然因为北京有地下水管制的法规，此事未遂。他想对抗，不甘受这种欺负。

奶子房艺术区事态闹到最严重的时候，推土机半夜直接开到艺术家门口推倒院墙。陈文令还不算损失最惨的，但他在乎的不是打了水漂的租金和那点儿装修赔偿，而是打打闹闹直接影响了未来的工作计划。实在折腾不动之后，陈文令再次搬迁到孙河。同时离开奶子房的一些手头拮据的艺术家则只能默默离开北京，从艺术圈销声匿迹了。

能屈能伸

几次搬家，陈文令已经搬出了经验。他的工作室运用新的灵活战术，从家具办公用品到厂房，采取的都是可以迅速组装、迅速拆迁的设备，以此应对随时可能突发的搬迁事件，一旦遭遇搬迁可以把损失指标降到最低。同时，“一颗红心，两手准备”，陈文令买下一套机场附近的别墅，用来会客和看书，在地下室还建了一个小型工作间做些小雕塑的起稿和存放。别墅住宅区是自家的，不会再遭遇拆迁的尴尬，总算有了个安心安静的所在。

孙河的工作室2012年迁出后，陈文令又在宋庄租了几亩地，租期二十年，房子改建好后会成为一个从创意、加工、生产到展览一条龙的美术馆级别的工作室。在北京9年，搬家5次，陈文令一直靠着“人挪死，树挪活”的信念坚持着，在他心里最好的工作状态还是当年在厦门大树下风吹雨淋太阳晒的时候，最核心的工作室则是自己的大脑，那里才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最终产地。“人的生命很短暂，重要的还是向前、向前、再向前，生活本身是无奈的，那我就不要有那么多好的坏的情绪，只要能屈能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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