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收藏到企业博物馆

悲观派：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徐子林：机构对艺术并非真了解，建博物馆纯属天方夜谭

我认为，中国当下的机构收藏主要依赖拍卖进行收藏，是从市场到市场的过程，更关心艺术品的市场价值，而不关注对艺术本体的研究。这样不仅不可能结出西方私人博物馆那种有品质的“果实”，还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去年秋拍两个比较“抢眼”的收藏机构：斥巨资购入毕加索作品的万达集团，虽然他们号称有专业的“学术团队”，但从收藏情况只能看出：毕加索的那幅作品根本不值那么多钱，而如果想做美术馆，收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也没太大意义；砸下1.288亿拍下黄胄《欢腾的草原》的宝龙集团，本身是个房地产公司，同时也做拍卖。去年，他们在上海的第一拍就闹出个大笑话，把徐悲鸿的一幅假画《九方皋》拍出了近九千万元的价格。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该机构介入艺术品市场的动机不纯，意在炒作，而且相当没有底线。

尽管机构收藏是社会文化事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有个前提：机构必须基于严肃的学术梳理之后做出系统性的收藏。对有志于此的机构而言，首要任务是组建一个具有品质的专家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定不能靠着江湖关系维系，它的内部必须有健康的学术氛围，甚至应该容纳争吵和针锋相对的意见，并且有学术性的报告指导每一年度的收藏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投资行为具有最大程度的理性。同时，机构收藏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的扶持，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政策，但力度还不够。而即便是这些“简陋”的政策，执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因为政策本身不够明朗、漏洞太多，以至于认真做文化事业的机构得不到任何资助，拥有较多政府资源和关系、别有用心的“收藏机构”反而能得到很多好处。

然而，西方的收藏机构主要以基金会的模式运作，公益性强，并和画廊及艺术家本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所以，西方的机构收藏有扶持艺术创作的性质。其实，我们也不用过分仰望西方的机构收藏，认为那些企业家都有着高尚的贵族血统、受过很好的美学教育，才使他们的机构收藏最终成长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博物馆。事实上，古根海姆的创始人最开始也对艺术没有丝毫了解，但他有一个儿媳妇是这方面的行家，古根海姆给予了充分的资金支持，才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收藏脉络。西方的机构收藏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并不是因为最初的企业家对艺术有先天的敏感度，而在于他们有健康、开放的心态，对新的事物有着习惯性的支持，这是中国很多新贵需要学习的地方。这毕竟是一个专业性的学科，不能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判断，或者从零学习，而是需要学习接纳更多的观点、获得更多专家学者的支持，才能够减少走入误区的风险。

乐天派：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富二代”可以，舍利求名建公益博物馆

现在，机构收藏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因为“财大气粗”，所以企图心很强，通常“觊觎”的都是市场上最昂贵的精品力作。我知道浙江、广东都有企业在办自己的小博物馆、美术馆。有时候他们会采取这种方式：高薪聘请专家为他们“掌眼”，给出一个收藏计划——比如我就是要收青花瓷或者古代书画，给专家一笔资金，如五千万元去各处“淘宝”，这等于是在订制藏品。

我分析大多数机构收藏的目的，都和曝光率最大的万达集团差不多。首先，建博物馆、美术馆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诸多支持。比如开发商，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拿到地，建一个美术馆，旁边再兴建自己的楼盘，这样社区的文化品位被拉高了，企业的文化形象也竖立起来了，可以带动很好的品牌效应；其次，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些艺术品放在手上也不会亏，可以保值，抵御通货膨胀。换句话说，现在国内收藏机构对文物艺术品的追逐，对建立美术馆、博物馆的热衷，有很强烈的利益上的考量。

而西方的机构收藏，之所以能转化为社会化的博物馆、美术馆，首先是因为遗产税等法规的引导。购置艺术品并建立美术馆，一方面可以躲掉遗产税，一方面可以保证藏品的整体性存在，子孙后代还可以依托于基金会拥有固定的职务、过优渥的生活。而这方面的法规，我们国家目前是缺失的；其次，西方有着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文化中有“公益”事业的传统，而对中国人而言，自古以来收藏家都是“私藏”，东西是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将“私有”的藏品转变为“公有”，对于当代绝大多数收藏者和机构来说，都是短时间内难以接受的事情。

所以，对于今天中国的收藏机构而言，走西方的道路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漫长的时间，我对前景还是很有信心的。既然昨天是为了“利”在收藏的“土豪”，今天已经是为了“名”而收藏，明天为什么不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实现为社会服务的成就感而收藏？这是一个发展的最终趋势。也许今天这批野蛮生长起来的“土豪”们境界上难以达到这个高度，但等到“富二代”们崛起的时候，这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中间派：

著名艺术评论家梁江：假以时日，机构收藏必将会开花结果

在中国，我们听说过历史上有哪个大财主，把自己的钱拿来搞一个世界性的奖项吗？——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个传统。但是，西方可以，譬如诺贝尔基金会也是私立机构，后来这笔财产转变成为社会性的财产，甚至是世界性的财产。它的性质几百年来一直在发生由“私”向“公”的变化。

为什么中西方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出现的机构收藏，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现象，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总的来说是好事，说明我们在发展、在进步，但这里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据我的观察，这里面有一些机构纯粹是把艺术品当做金融产品进行投资，或者说是以办“博物馆”之名谋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还有一些机构，可能更具代表性——既非认真搞收藏，也非进行艺术品投资，而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并不急于用艺术品盈利，而是为了附庸风雅、提升企业形象。怀有这种虚荣心态的机构收藏，是无法向一间有品质的博物馆进行身份转换的。

中国目前真正的儒商很少，“土豪”居多，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成长，“土豪”们才能真正明确并接受一个道理——虽然你有钱买很多的文物艺术品，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公共财富，因为它们的价值是公众确认的，否则一文不值。所以作为机构，纵使有钱买再多的东西，也应认识到自己只是文物的守护者，而非拥有者。机构收藏的最终目的不应该是炫富，而是为了保存文化、造福社会，这不是华而不实的口号，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一个机构只能在接受这个逻辑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真正富有责任感的收藏机构，走上纯正的收藏之路。

所以，要想成长为有品质的博物馆，仅仅有钱是不够的，收藏机构得有素质、有品位，而政府的扶持也很重要。在这方面，国外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比如艺术品基金的运作制度，国家对私立美术馆、博物馆的支持制度，对艺术品经营的免税制度等等。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如果说机构收藏成长为的博物馆、美术馆是一棵棵参天大树的话，那它必须根植于“较高的国民素质”这个肥沃的土壤。坦白地说，这方面我们目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改善之路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相信至少得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不会一蹴而就。

总的来说，我对机构收藏的未来还是保持乐观态度。尽管现在看来有各方面的阻碍，但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好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们还是会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中。机构收藏必将会开花结果，成为文化传承事业中无法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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