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杀我 90X90cm 2002年作

蒙德里安是从抽象走到纯抽象，完全抛弃物象。我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理由说服自己完全抛弃物象，但是我又认为那个抽象结构对于绘画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用具象表达我对抽象的理解。

画画，无法替代的快感

记者：你很小就开始画画，听说三岁时老师就说你是个画画天才，画画是对你来是特别顺利成章的事，是否有过放弃或打算干别的事？画画这件事对你的重要性是什么？

刘野：小时候最长的一次没怎么画画大概是两年，因为11岁时检查视力出了点问题，有一只眼睛视力只有0.1，是弱视，医生说这孩子做不了飞行员也当不了画家。我现在的视力还是这样。医生大概认为画画需要立体感，一只眼睛不能定位，缺少立体感，但是，他不知道，现代艺术就是要强调平面性，现代艺术的一大贡献就是要消灭透视、立体感、空间感。这我当时也不知道，一点影响没有。贝多芬聋了他还是个伟大作曲家，作曲跟听力没关系，街头要饭的老头听力好着呢。那次对我打击很大，特别难受，我爸说你可以搞文学，但我还是喜欢画，就一直画下来，没停过，从来没想过干别的，没办法，你心里的喜好和欲望都是这个。

说的俗一点，就是跟呼吸一样重要，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就跟吃饭、睡觉一样。要不做这件事，你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就不知道是什么。我还找不到其他一件事能替代画画的乐趣，比如说我写作，有很多画家说他的写作乐趣大于他的画画乐趣，我很难理解，如果这样的话当画家还有什么意思？对我来说，画画的快感大于其他所有东西给我带来的快感。

记者：以《女教师》和《母与子》为例，它们都是普通甚至庸俗的题材，你再画这些题材的原因以及如何把握类似题材？

刘野：一个穿旗袍女人的背影，母亲和孩子，很多人都在画，但题材本身不过是借口，最重要的用你自己的绘画语言，在寡淡甚至庸俗的题材上呈现你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女教师手上的那条教鞭，它为什么不是一本书？这幅画是垂直结构，但教鞭是条略带倾斜的水平线，它是这幅画的重心，也是对垂直结构的平衡，这幅画之所以打动人，可能并不是女教师穿旗袍的背影，而是这些结构的处理方式。

无数人可以画《母与子》题材，但不是只要有好的题材，你的这张画就会很好，有的《母与子》就很俗。他题材本身只给你一个借口，关键你怎么表现，怎么使用你自己对绘画语言的理解，这个是最重要的。

记者：你画作中卡通、天真的人物接近于你的自画像吗？幸福、快乐的童年和你卡通、漫画式的艺术风格之间是什么关系？和同时期的画家相比，你的作品是否因为更柔和而缺少反抗性？

刘野：说他们是我的自画像其实是文学化的理解方式，但也未尝不可。其实我自己根本不想这些，我在画画时考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事请。只要是真诚的艺术创作，作品就是作者潜意识的表达，那些人物也就肯定是你身上的一部分。

我的童年确实幸福、快乐，我长这么大，我父母没打过我一下，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我考美术学校学设计，15岁自己考上了才告诉他们，他们说怎么考这么个学校，我就说我的理由，他们说那行，你愿意上就上，他们也不是不负责任，就是觉得需要你自己选择。我做什么他们都鼓励，其实也挺无聊挺难受的，青少年时期的波折、动荡应该是挺过瘾的。我的作品里没有任何反抗，我没觉得有什么可反抗的，有反抗，也只是有时候挺想给自己找点难受找点罪受的，比如说失恋，失恋了我肯定挺难受的，但这事想想还挺舒服的。

艺术家不是社会角色

记者：你出生于1960年代的北京，1990年代初去德国，然后回国，耳闻目睹过大量的标志性政治事件，为什么和你的同龄艺术家相比，这些政治元素极少进入你的画作？

刘野：我的画作跟社会现实之间最好一点关系没有，离得越远越好。我很早就抗拒这个东西，这个抗拒一直是有意识的。我觉得对艺术家的最大不尊重，就是永远把艺术家绑在社会角色中，逼迫你在所谓政治历程、历史进程中扮演角色，好像你对政治事件没有做出反应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好艺术家。

还是拿蒙德里安当例子。他经历了一战、二战，正因为他欧洲的战争，他才移民到了美国，他的生活、命运直接受很多政治事件的影响，但这些从来不出现在他的画作里，他一直都在非常严肃地呈现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他要找到的不是历史进程的真理，而是艺术的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只是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理念，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艺术和左右派都无关。

记者：你不认可所谓的政治波普等艺术流派？

刘野：我不完全反对，我说只是我对艺术的一种理解。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并不是苦恼于政治问题才喜欢画画的。画画对我来说，就是个非常纯洁的地方，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我希望它被任何社会目的性干扰，它离政治越远越好。

记者：你刚才说喜欢王朔，喜欢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处理中国红色时期题材的时候，欢乐的部分比反思的部分要大。你如何理解这种欢乐？

刘野：不是欢乐，而是真实的人性。在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头，最典型的感人之处是他理解的那个时期，更接近人性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很多弱点。文革时期年轻人被教育跟家庭决裂，你能简单地想成这个年轻人道德品质败坏？人性都有这个很容易被欺骗的一面，年轻人很难像一个成熟的人去思考。他有很多错误，这才是符合人性的。

哪有圣徒？事情都不是概念化地去把那个时代写得那么黑暗，没有事情是非黑即白。你不用害怕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得今天你去怎么想这件事还是挺重要的。如果今天有人还会真心觉得那个时代比现在好，就有问题了。

记者：那么如何理解痛苦，以及它和一个艺术家的关系？

刘野：名利得失，政治上的压迫、反抗，这些痛苦，我觉得挺肤浅的，对个人来说都是容易解决的。对现实的反抗什么的，我也觉得挺无聊的，和我想要的东西不搭界。难以解决的是，有时候你会有种莫名其妙的无聊感，偏偏会在你一切都特别好的时候出现。记不记得费里尼电影《甜蜜生活》里有个情节，一个知识分子，有个特别幸福家庭，突然就自杀了，在家里还在开着PARTY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谁也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但是我完全理解，就是那种无聊感带来的痛苦，这是人性里边很深层次的一种痛苦。

我的画里有真正的伤感和难受

记者：听说你画画时候爱听郭德纲，他的相声强在什么地方？

刘野：有段时间爱听。我觉得郭德纲有天分，他的相声跟我从小听的那种相声不一样。过去我们听的是以姜昆为代表的新相声，郭德纲回归传统，实现了相声功能的回归，比如在小剧场里和观众的互动这种。另外，我们容易听着他笑，但是都忽略了他的语言和节奏的艺术表现，他的语言结构是非常高超的。同一句话你说没意思，他说的能给你逗得不得了，这就是他的高明的地方。

记者：你的画作是否跟无聊感有关系？

刘野：说不清楚，还是有的。

我觉得真的看懂我的画的人不多，很多人看了我的画说特别欢乐特别幸福，其实我的画里边有一种特别不快乐的东西被咋看上去的那种快乐蒙蔽了，但是还是有些人能看出来，说看了你的画觉得特别难受特别伤感。我的画并不很好看，好看是特别表面的东西，有一种伤感和难受在里面。比如我最喜欢的导演是库贝里克，库贝里克的电影其实只有一个主题，就是绝望，他不同的电影有不同的故事和情节，但只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绝望。不是悲欢离合、人情世故，而可能是特别美的东西给你带来的那种绝望感。

记者：如果非得要给你迄今为止的画作总结一两个主题的话，你觉得怎么总结？

刘野：越好的艺术家他越不会表达，表达好的艺术家不一定是好艺术家。拿文章能写清楚的，绝对这东西有问题。我看过蒙德里安的文章，他写的真难看，前言不搭后语，特别枯燥，来回来去就一个主题，根本的普遍性规律。还有一个人很典型，就是英国画家罗杰？弗莱，他研究塞尚，弗莱是一个特别差的画家，但是他写出了最好的美术史，因为他写了塞尚，塞尚才那么重要。

记者：那么你是否认为在画画过程应该剔除掉某种表演性，或者是某种公众诉求？比如功利性？

刘野：迎合需求，不一定就是表演。其实从古到今的艺术，所谓的功利性始终存在，在现代主义之前，许多画家画画的出发点就是要完成皇帝、贵族的定件，养家糊口。巴赫也是为教堂工作，他作的音乐要为上帝服务，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这个不一定和艺术冲突。我们容易简单地去想问题，说艺术要以非功利，完全100%无功利是不可能的，创作者自己说我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功利的，没准这里边带了最强的公立性。

有时我画一张画，就是为了要吸引一个女孩的注意，这目的很功利，但是这张画的确好；我有时候只为自己画张画，这张画倒也画的不怎么样。如果仅仅不功利，就能成为一个好艺术家，那当个伟大艺术家也太容易了。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人生的悖论。

记者：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刘野：很多艺术家创作的感觉不是缓慢消退的，而是一下就不行了，再也画不出好画来了。搞音乐搞电影一样，你看崔健早年时候的音乐那么好，那么感人，现在他还是很严肃，很真诚的一个圣徒呢，可就是以前的感觉不在了。陈凯歌《霸王别姬》真是好电影，看看他现在的片子你都不相信那是他拍的。时间久了，知道的规矩可能多了，技术和能力可能也强了，但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没了，所有艺术家都害怕这种情况，包括我，可能沦落到只能不断COPY过去，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状况。

记者：在你看来是比较理想的现实状况是怎样的？

刘野：相对理想的状况就是别打扰我，不要干扰我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独立生存的权利我就能容忍。中国这个现实，没准对艺术家是特理想的状况，因为有限制无福利，我们必须得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画画卖钱生存。但是所有这些让你有创造力去冲破这个限制。相反的例子就是法国，法国对艺术家的福利保障特好，但法国艺术家水平都不怎么样。

记者：你这段时间的艺术目标是什么？

刘野：这段时间就是个很简单的任务，如何用具象表达抽象。比如说蒙德里安，他是从抽象走到纯抽象，完全抛弃物象，我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理由说服自己完全抛弃物象，但是我又认为那个抽象结构对于绘画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用具象表达我对抽象的理解。我画一本书、一条教鞭，实际上这本书、这条教鞭并不重要，它们都只是一种借口，都是我对抽象结构的一种理解。某一天走到纯抽象也是可能的，但是我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去完成这个过程。

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有最内在规律。最接近这个规律，你的画看起来就会更和谐、更打动人，但是你要用你自己的理解去接近这个规律，否则就是别人的作品了。比如“黄金比例”，符合黄金比例一定看起来更愉悦，但是你只画一个黄金比例是没有意义的，你要做的是用你的画笔去呈现你对黄金比例的一种理解。

当然，黄金比例只是一个比喻。像蒙德里安，就是垂直和水平，他认为这是万物最终极的本质，所有的东西都是垂直和水平的，再就是红黄蓝三颜色，这是他对世界最根本的理解。我不能重复这些东西，但是他给了我启发，我现在几乎认为直线是最美的，比曲线美太多，我要通过我的作品不断去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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