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一段记载：当年，董其昌乘了一艘书画船到苏州虎丘，邀请当地大收藏家韩世能的儿子韩逢禧来，比划一下各自的收藏。沈德符算是看客，老董带了一位宠爱的小三，四个人在船上整整看了一天字画。最后，董其昌拿出一卷颜真卿书法《告身》，大赞此作如何珍贵，还说：“这卷字是我朋友陈继儒所藏，真是不得了的宝贝!”

沈德符将信将疑，仔细一看，卷子上有一行小楷“中书侍郎开播”。沈便当众说道：“唐朝没有听说有姓‘开’的，自从南宋赵开在蜀地显赫，才将名氏拆分，析为两姓。况且，此‘开播’还担任中书侍郎，中央要员，怎么不见于《唐书》?依我看，此人定是唐史记载，由卢杞推荐，后来担任中书侍郎的‘关播’。颜真卿与卢杞、关播是同时期人，临摹颜字的人不懂历史，将‘关’字讹笔为‘开’字了。所以，这字的真假还用再说吗!”老董赶紧打断，“你说得对。可是，这件东西既然是陈眉公的宝贝，大家外面就别放声了。”他边说边连忙将字卷藏了起来。后来，沈听说这幅字被徽州的富家收藏了，至于那“开”字是否改过，就不得而知了。

有理由相信，那次的虎丘“预展”，是老董有备而来，目的就是意图向富二代兼“藏二代”韩逢禧推销字画，可惜被不知趣的沈德符搅局黄了。其实，董其昌嘴上虽说这卷颜真卿是陈继儒的收藏，实际是画贩子们的套话。陈继儒，字眉公，是董其昌的密友。两人非常要好，老董有时请人代笔作画，还托他出面做中介。陈也一贯捧董的臭脚，帮他抬轿子，做托。可以揣想，有多少不名誉的字画交易，系由两人双簧完成。

还有露马脚的事儿。董其昌曾有一幅号称李成的《晴峦萧寺图》，他在画幅题跋，洋洋洒洒：“宋时有无李论，米元章仅见真迹二本，著色者尤绝望。此图为内府所收，宜元章《画史》未之及也。石角有臣李等字，余藏之二十年未曾寓目，兹以汤生重装潢而得之。本出自文寿承，归项子京，自余复易于程季白。季白力能守此，为传世珍，令营丘不朽，则画苑中一段奇事。戊午(1618年)夏五之望玄宰题。”

这段题跋牛皮吹得很大。北宋米芾比李成晚一百多年，在他的《画史》中就说，“李成真见两本，赝见三百本。”董其昌比米芾更晚了五百多年，经历了多少战乱变迁，奇怪老董怎么就能见到真的李成呢?而且一口断定是米芾没有看到过的。况且，他那么推崇李成，说李是王维开创文人画之后的“嫡子”。要真是李成真迹，又怎么肯将《晴峦萧寺图》转让呢。什么宫廷收藏，什么米芾没有看到，什么“藏之二十年未曾寓目”等等。不消说，题跋里全是骗人的鬼话。后来他的朋友，鉴赏家汪珂玉，拆穿了这个把戏。他说，陈继儒《妮古录》一书里早就明明说，这件大青绿《晴峦萧寺》是董羽画的，怎么就变成李成了呢!想必是董其昌知道底细后，动手脚添款作伪，糊弄富豪。

董其昌敢这么忽悠人，除了自己位高权重，艺术地位和鉴赏地位高之外，外在的因素是晚明时代财富膨胀，“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那时有钱有闲，或者说人傻钱多的比比皆是。于是乎附庸风雅，炫耀收藏成为一时风气。

有个锦衣卫指挥黄琳，字美之，收藏书画古玩，东南有名。名士都穆去他家看画，口气很大，对黄说，“宋元的东西咱们就不看了吧。”黄美之很笃定，他让人从密室先拿了轴王维着色山水，接着是王维的《伏生授经图》，源源不断，跟上菜一样，都是唐代名家。都穆看傻了，连连说“生平未见，生平未见”。我看老董也坑了他不少，特别给黄琳戴高帽子，夸他是“收藏赏鉴为一时之最”，就是今天“艺术权力榜”冠军的意思。

市场一膨胀，就要求大量字画供应。但存量就这么点，只有作伪造假能解决海量需求。当时不要说是古代的，就是当代字画也有大量赝品。而且，大批文人高手也参与书画作伪，弄得即使像文徵明这样的大画家也被“打眼”。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又过了五百年，张大千设圈下套的本事比诸老董更有出蓝之誉。我们常常不是低估古人的智商，就是高估他们的操守。今天，土豪们在收藏上同样豪气冲天，“老董们”同样呼风唤雨，“老冲头”纷纷从地下爬出来，为市场繁荣服务。

王季迁曾问张大千，为什么要卖假画给人家。大千说，这帮有钱人又不懂，卖给他们真画多浪费，不值得。呵呵。

(作者系资深艺术顾问)

【编辑：成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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