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做一件没有观众的艺术品要好于为观众做一件没有自我的作品”这是裴丽对作品的态度。《丢失了些什么》是裴丽在毕业展上的作品，低画质的单频录像，似有若无，在展厅的角落里鲜有人会注意到，“我觉得作品就像妈妈的丑孩子一样， 我也不希望拿它和别人比。而那个走廊远离展厅，所以我想没什么人会看见我的作品：没有压力，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是好是坏的议论。”

经历了两年的制作期，才最终成就了这次展览。其实，实际花费的时间更多些——包括对内容主旨的酝酿，以及将想法经适度的孵化培育，到最终的成品，总时长甚至超过5 年。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艺术家裴丽的“些许”性格，更可以从中窥探到她的思想脉络和思维的走向和发展。而这一“些许”与聪慧无关，亦不代表对创意或理念的刻意追求。它只是单纯地表现出艺术家是如何将艺术品与艺术冲动融合在一起，又是如何将它们制作出来的。

五年，大约也是我与裴丽相识的年头。时间回溯到2008 年，那一年她刚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毕业，而我恰好在杭州观看他们系的毕业展，也因此，我看到了裴丽的毕业作品。

即便身处这样一个可以直观地观看展览的场合，人们也很容易忽略那个陈列在展厅外远处走廊面朝墙壁的作品——裴丽的作品——一个单频录像，紧挨着墙壁的显示器，影像似有若无，不仔细辨认很难看清楚内容。如此放置的显示器很容易被误当成一个被临时搁置一边却最终遗忘了的多余无用的设备。视频录像的图像质量惨不忍睹，但很难说这个超低的分辨率是作者故意而为之，还是说，仅仅是现实所迫——毕竟，对学生来说，购买高分辨率的播放设备是不现实的...... 而这个作品传递出的那份自我挫败感却显然暗示着这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表达，加上作品不寻常的放映速度（依然无法确认是出于意外还是蓄意如此），或许只是一个缓解低分辨率影像的手段？感觉上像是一个策略，一种心态的表达。对观者来说，这件作品考察的是他们的全部着力点和耐力。就好像它在问，“你想见我吗？那么，让我看看你的诚意。”甚至还带有一种“如果你不想见我的话，那就滚蛋”的姿态。我后来得知，用裴丽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她确信“为自己做一件没有观众的艺术品要好于为观众做一件没有自我的作品。”

在一件作品中能看见什么是相当引人入胜的一件事。即便你对它的理解超出了它原本荒谬且无意的事实存在，在它快速的运动中依旧有着迷人的潜在含意。作品的“场景”聚焦在一个反复出现的年轻女人身上，在镜头中进进出出的她仿佛刻意地回避着摄影机，却又在一面墙上反复涂鸦的同时对着镜头外的观众（你、我、他 ）不是眨眼就是点头。最终，白色覆盖了一切。这让人体会到一缕愁思满腹的忿怒，以及深重的沮丧之感，与此同时，通过回放快退这一功能，将艺术家所有隐而不见的挑战力变得可笑而荒谬。不管怎样，这透露了艺术家的风格（还是说，只是一种态度？）、智慧（还是说，只是青春期特有的满不在乎？），以及某种愤怒之情赋予这些品质一种近似完美的锐气（还是说，在她的同学们创作的那些努力成为“真正艺术”的作品中，她公然摆出了这种不尊奉习俗的姿态？）。“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她说，“所以，在展览中不应该占据一个聚光灯下的好位置。”

与裴丽作品的“偶遇”让我萦萦在怀，更想去面会它的创作者。最终，作品构思的趣味性令我希望帮她重新制作这个作品，并尽量还原她的想法。后来她也承认，她实际上是“想一个人呆着。我觉得作品就像妈妈的丑孩子一样， 我也不希望拿它和别人比。而那个走廊远离展厅，所以我想没什么人会看见我的作品：没有压力，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是好是坏的议论。”一想到一个艺术家主观希望“没人会看见我的作品”让人更希望去重新将她的想法付诸实现。这也最终让裴丽参加了2009 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首届“FAT ART”艺术展的主题展“目耳计划”，第一次在京展出她的作品。

为什么还“丢失了些什么？”

《丢失了些什么》是裴丽在毕业展上的影像作品题目。（她的生活）丢失了些什么是这一创作的灵感源泉，而对此徒劳地寻找成为她所选方法的前提，即通过影像来展示理念，然后一而再地摧毁它们，以此应和她充满自然随意风格如打闹剧般的作品中反复质询的问题。一开始，作品并不含有任何“言外之意”，只是全面展示了对逝去的爱对丢失了的事物的强烈情感，是对每个人曾经拥有却未能实现的理想的哀叹，是的，是每一个人的挽歌。我们总说，只要爱过，即便失去，也比从未坠入爱河要好。但是，对失去的认知，到能够接受这一失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面对一件艺术作品，例如《丢失了些什么》，我们能从中体会到钟情与失落，这也轮番地引发了我们的共鸣和同情，思索如何才能得以磨平伤口恢复如初。但在人们眼中，其中的正能量就是裴丽对她所失去的一切作出的不甚明显却又深具建设性的举动。 用现代心理学理论来说，就是她由此进行了自我修复，她成功了。她所选择的方法包括一面墙壁和一系列的影像挽歌，它曾经流泻而出却最终湮没在一抹白色中。

在2009 年"FAT ART" 艺术展中再创作的装置作品有一个房间那么大，在此，《丢失了些什么》取得了预期的表现效果。视频内容被投射到远端特意为这个装置而组装的墙面上，并额外安置了许多小型扬声器和无线电发射器，随机播放着“P”电台的节目。这些东西都镶嵌在两侧的墙壁中。这一规模使得声音和影像的结合发生了变化， 更具真实性。很快，作品风行一时，加上迷人的现代乐曲所流露出的空无一物的信誓旦旦，以及感官上的折磨感：有趣和悲伤，气愤和热情，无趣和刺激。表现出一系列的分裂性角色。当悲伤缠身，或深陷痛苦情感而无法自拔时，艺术家看上去更为无助沮丧，因为她无力扭转这种颓势，或者阻止那些能够导致这些逐渐消失的事件的发生。假如我们可以将此描述成一种“演技”的话，这一刻，艺术家完全沉浸在她的人物角色之中；反之，这只是一个纯粹的表现行为，而艺术家显然进入了这种重获自由的艺术体验中。

然而，在所有这些情感中，艺术家的表现从未游离到那种不经意的满不在乎之外，而这些亦弱化了观者的心绪和对她的行为的反应。在原有作品基础上的加速模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同样在“FAT ART”艺术展中赢得巨大影响。另一个保留部分就是展出空间中的白色，而这次是将作品搁置在一个凹陷之处，以便裴丽可以时不时地冒出来，就好像一个老式的装有自动装置的时钟，每当正点报时的时候就会出来敲一下钟。还有充满趣味性的服饰——不仅仅是她穿着的婚纱，还有那个怪异的戴着假发的“安卓”式的外形——这也传递出艺术家并未将她自己或作品内容看得太重。我们身处一个煽情之地，就仿佛被卷入了一个有着忧郁旋律的流行民谣中。一旦歌声停止，那份积聚的心绪也随之消散，那一刻，我们可以置痛苦而不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爱情歌曲的缘故。它们徘徊在我们的脑海中，因为每当听到它们，就会引发我们对这些人人具有的情感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2009 年随着《丢失了些什么》的更新和完善，它如此受到观者欢迎的原因。

因此，当我说让我们再做一个创作时，裴丽应道：“没问题。”接下来却开始了一段拖延等待。“人们说我拖拉，其实，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情。我有我自己的日程安排。”她这样对我说。于是，我们搁置了那一想法，与《丢失了些什么》的快速运动不同的是，裴丽自身从来都是一个不急不慢的人。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她仿佛是她那代人里“硕果仅存”的一个，事实却又并非如此。这也是她诚实的地方。不过，她当然有拖延的理由：2008 年，裴丽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因此从杭州搬到了北京。在那里，她非常有效地利用着她的时间：浏览、观察、关注她周遭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当然，这亦有互联网的功劳。她的视角不仅仅局限在艺术或文化领域，而是更宽泛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亚文化群和个体的表达。以至于在结束为期三年的学习时，她依然觉得尚未学成：或许应该再读个博士，多学习艺术史，而非实创作践。追随着这一学习的愿望，她享受着申请和准备入学考试这一过程，既是被测试者，也是一种自我测试。一场考试就是一个最终目标，意味着在有限的时间内阅读一定数量的书籍，信息由此被吸收被保存。同时，它也意味着对自我的一种小折磨。裴丽以体验和承受痛楚为乐，而覆盖在她脚面上（皮肤最薄的地方）的豹纹纹身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也可以从她这次展览中的核心作品中窥见一斑。《艺术家应该漂亮》有着玛丽娜? 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同名作品的影子，也有安迪? 沃霍尔（Andy Warhol）所声称的“相信整形手术”的影子。同时，也提供了一点点裴丽用以应对令艺术家美丽，令她自己美丽的手段问题。对于她那一代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P 时代”——对物质，如发梳口红等，永不满足。

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迫于入学考试的压力，她一直在学习艺术史，对此，她只是耸耸肩：“参加考试就像一个行为，是业绩。”接下来，裴丽完成了学习结束了考试，最终，这个展览被摆到了议事日程上——甚至确定到了某一具体的日期。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一种突然迸发的活力驱使着她推着作品一路前行。如今，她声称“据说有种肾上腺素会让人在不多不少的时间内搞定一个展览。”对大多数艺术家来说，宽裕的时间可以用来调整修改作品，可以对自己产生质疑，可以对画面从头到尾进行再考虑甚至可以过度制作，然后，将已得到的“好”毁掉，再从头开始。可以说，那或许是创作中一种精神上的摇摆。一个展览的准备工作需要在最佳时刻完成，以便观者面对作品时，可以与展览空间释放出的紧张感和情感张力产生共鸣。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