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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无双木雁斋——鉴藏家张珩(图)
0条评论 2014-02-14 16:06:53 来源:《收藏·拍卖》 作者:郑重

四海无双木雁斋(II)——鉴藏家张珩

四海无双木雁斋(II)——鉴藏家张珩

四海无双木雁斋(II)——鉴藏家张珩

四海无双木雁斋(II)——鉴藏家张珩

四海无双木雁斋(II)——鉴藏家张珩

四海无双木雁斋(II)——鉴藏家张珩

1914年出生于江南名镇南浔的张珩,又名葱玉,号希逸,南浔古称乌程,故他常自署“乌程张珩”。张珩在中国书画鉴定方面,造诣很深,与谢稚柳两人并称为“北张南谢”。北和南是一个地域概念,并不表示北南有两个不同的鉴定流派,是说他们的鉴定水平旗鼓相当,并世称雄。可贵的是,他们之间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恶习,彼此间有着尊重和友情。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出身于名门世家和自身的学养修炼成的大家风范。

父亲张乃骅不幸去世后,祖父张石铭对张珩格外疼爱,整天把他带在身边。所以幼时张珩便与祖父一起终日在书房和古董中渡过,从小过眼的文物不知其数,耳闻目睹,日夕熏陶,加上祖父在旁亲自指点,其练字、读书、品画的功夫自然非同一般。20岁时,张珩就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委员,建国之初受好友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之邀,担任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

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从无到有

建国之初,郑振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任副局长,邀请张珩北上,任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本拟请徐森玉任文物处处长,但徐氏执意留在上海,没有北上,所以文物处就没再设处长,由张珩主持工作。张珩主持文物处工作时,1952年前后发现了流散在东北的《佚目》书画。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逊位,从北京故宫窃出历代法书名画十余件,在我国历史上实是一件大事。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溥仪的伪满政权也随着土崩瓦解,这批书画又从长春故宫流散出来。从此国宝沉沦,流向全球。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王朝,清内府的庋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史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据估计总数在万件以上。但是,故宫的藏画除了溥仪盗窃、赏赐出宫以外,还有就是被国民党政府运往台湾。所以解放之初,故宫所藏书画几乎一空。此时,国家通过文物局,制订征购政策,组织抢救,充实故宫的收藏。《佚目》书画被征购回到故宫之后,就组织鉴定。郑振铎在《关于鉴定溥仪所盗书画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当时溥仪曾嘱人清点编目,共计一万零七百余件。嗣后,他选取其中精品,陆续以‘赏溥杰’为名,盗携出宫,先后共携出书画一千一百余件。他随身带到长春,藏于伪宫中。”对于这次征购情况,《报告》写道:“东北文化部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中,派科长曲瑞奇同志,携送五反中所缴得的书画经卷凡一百二十九件到局。此项书画,均为溥仪从故宫中盗携出宫者,每件岁有乾隆、嘉庆及溥仪的玺印。当经我局第二处张珩副处长及徐邦达秘书逐件点收。”并请“徐森玉、张珩、江丰、叶浅予、蔡仪、马元放、王朝闻、蔡若虹、叶恭绰、张伯驹、启功、惠孝同、谢稚柳、朱家济、邓以蜇、徐帮达、谢元璐十七人组织鉴定委员会。以徐森玉为主任,张珩为副主任。”最早参加这项鉴定工作的启功先生有一段回忆说:“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副局长王冶秋先生和张珩先生,并召集了几位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开始时有上海的谢稚柳先生、杭州的朱家济先生、北京的启功。经常在北海前门的团城上,也就是当时文物局所在地,摊开所要鉴定的古书画,仔细研究商讨。这项工作结束时,我看到一位瘦高身材穿着蓝布制服的人进门,问起在座的先生,才知道是从上海来的徐邦达先生,后来这项临时鉴定工作结束了,谢、朱和我都各回岗位,徐先生即留在文物局参加工作了。”

从1949年到1953年,经张珩等人努力,故宫博物院绘画成立开放,馆内陈列着自隋展子虔以迄晚清吴昌的作品共五百余件。这些历代古典美术杰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绘画的优良传统。

对张珩的鉴定水平,启功在回忆中是极为推崇的,他写道:“这次大家都是初次接触散在东北故宫的著名书画,其中只有几件以前延光室出版过影印本的,看到曾经见到影印本的原迹都不免有所赞叹欣赏,而张先生却一直冷静地指出其可疑之点。如倪云林的《狮子林图》、梁楷的《右军题扇图》等,终于确定这是临本而非原件。我们由此不但对张先生的学识更加佩服外,又见他不为古书画大名头所震慑,坚持冷静地、客观地分析研究的一贯态度,才明白所以《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中那些名画无一为伪品的原故了。”张珩坚持原则的认真态度,不只表现在鉴定书画上,也表现在工作中。一位收藏者要将一张元赵原的《晴川送客图》赝品售于故宫博物院,张珩的一位同事写来一张条子,叫他“不要讲话”,意思是请他高抬贵手,将此赝品购进。这张画本来是张珩的旧藏,是经过谭敬复制而流散到市场上的,张珩对此事了如指掌,他怎能不讲话呢?张珩说明了这张画复制的来龙去脉,没有购进这件赝品。一个极为宽容的人,在这方面是不顾情面的。

经过张珩两年的努力,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从无到有,终于在1953年年底正式开馆了,该馆开馆之际陈列着自随展子虔以迄晚清吴昌硕的作品共五百余件。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卫贤的《高士图轴》、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等其他名画,都是国内仅存的孤本。

最后一批欲以“扫地出门”的藏品

解放之后,张珩手头还剩下几件东西:颜真卿的《竹山联句》、欧阳修的《灼艾帖》、米芾的一尺见方的手迹、钱舜举的《八花图卷》及宋拓《兰亭序》,内有近百名明人题跋。上世纪50年代末,他曾给东北博物馆馆长杨仁恺写信,提出将这些藏品售于该馆,声称这是平生最后一批东西脱手,有“扫地出门”之意。可是不凑巧,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以经济原因被退回了。后来由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分别买下。谢稚柳在北京张珩府上鉴赏过钱舜举的《八花图卷》,并借回上海,由陈佩秋临摹,陈佩秋知道张氏对此卷要脱手,临摹两卷,一卷送给张珩作留念,谢稚柳在卷尾题跋曰:“右□溪翁八花卷,今在张氏韫辉阁,壬辰秋日予自北京还归海上,此卷并得假置行箧,展赏累月,佩秋因为摹写一过,亦复得其八九。花鸟自蜀独号写生,而江南徐熙以落墨为世推重,盖传神守真,法有殊而同所归。徐黄旧迹已似空烟,论说虚玄,莫可遐想。常见北宋人墨花卷,用笔秀润温凝,墨法亦婉媚独绝,体制高妙,实与南宋院画大异其趣,虽未可究其流派,要为中古写生绝调。霅溪翁此卷花叶文理繁密,傅色艳丽,亦靡不出之于真,信为难能。代移时异,流派变迁,盖已别开门户,倡为新声,故松雪调其风格似近体,然自今观之,犹律绝诗为近体矣。”赵孟頫(松雪)原题为:“右吴兴钱选舜举所画八花真迹,虽风格似近体,而傅色姿媚殊不可得。尔来此公日酣于酒,手指颤掉,难复作此,而乡里后生多仿效之,有东家捧心之弊,则此卷诚可珍也。”

《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的诞生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经过“反右派”,“大跃进”两个荒谬的年代,中国的去向就是左的思潮占了上风,“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厚今薄古”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的出笼,文物工作自然也处于被冷落的地位。张珩也就较有暇时整理平生所见的古书画记录。首先是凭记忆列出所见书画名迹的目录。时间陆续地进入20世纪60年代,这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日常饮食、用物,甚至纸张都不甚易得,张珩的记录工作已进入详记正文的阶段。这时只能得到有格横写的稿纸,他便把横行稿纸做竖行来写。用高士奇《江村销夏录》的体例,包括尺寸、内容、印鉴等等,一律详细记录。这种记录的要求效果是使原件出现十分清晰的原貌,在今天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下,较易做到,但在当时,尤其是物质条件极端缺乏的时期,文物资料借阅流通已多不易,国外出版物借阅更属困难。张珩据手边的资料和脑中的记忆进行这份记录。这些记录最初只是排列目录,进一步是记录内容,然后是考订作者,最后是分别逐件加以评论。这种庞大的计划,不意稿本未及一半时,他猝然病逝。

张珩的夫人顾湄保存了这份遗稿,时时怕有散失的危险,又亲手重抄一份,以防损失残缺。笔者在北京拜访文物局谢辰生先生时,给我谈了他要做的三件事,一是出版《王冶秋纪念文集》,二是出版《郑振铎文博文集》,三是出版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如今,谢辰生所努力要做的三件事都已完成,张珩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十卷本真迹影印出版。在1960年,张珩就为这部书写了作者自序,为了不忘其辛苦,现将全文引录于后:

著录书画之书,自明以来不下数十种。其间真伪杂糅,可以资信者不过少数而已。且经历数百年,著录之件,存亡参半,又多系仅录原文,少所发明,或有各抒己见者,则又系随笔记录,略而不详。常欲辑录现存诸作成一专书,备斯二者。此志蓄之二十余年矣。其时少年气盛,谓为必成。因遍览国内所藏,择其尤者志之胸中。迨欲访求海外,则“八一三”事变之后,时移物换,难复得遂。每叹此事将成幻想,因转为就明人物辑录成书,亦聊以解嘲云耳。解放以来,公余之暇,无日不孜孜于此,亦几于成书矣。大跃进以来,目睹耳闻,无一不为我国扬眉吐气者。独于此一门,犹令外人陆续成书,国内未闻有志于此者,其感益甚。因再伸前志,且扩而充之,俾后之有志于中国绘画史者得以为研究之据。重行甄择,于今年元旦日起抽暇执笔,倾一年全力,凡得法书四百一十三件,名一百五十四件,总计五百六十七件。今日写成目录之后,又窃有感焉。以历年心目所记,估计全部书画可达六千有余。以一年之力,仅得其什之一弱,则抄录之工即需十年。加之文字考证需时亦如之,非二十年不能成,有过迂缓之汉。然以一人之力,尽公余之,隆冬盛暑,穷日孜孜,犹复所得仅此,则余之计亦穷矣。古人有言,有志者事竟成。况此究非愚公之山,终有了时,又何足畏。特年近知非,目力日衰,精神渐减。且曩时所见,大半又流出海外,抄录为难,困难尚多。即使成书,其为用何如,亦未可必。其成败利钝,固未能逆料也。倘或天假吾年,今后条件当复日佳,使斯志之得以实现,则吾愿毕矣。漫书自勉,并赋小诗以志一时之感云。

积习平生扫未除,十年浑自滥齐竽。

眼昏睡少知何用,夜夜灯窗苦著书。

一九六○年除夕不悔记于首都南锣鼓巷之木雁行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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