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 《公务员》 纸本素描、纸质喷绘 2009年

我在2009年5-9月间在我家乡（这是一个闽南语地区）潜进各个党政机关为公务员画像。这是个艰难的过程，既考验你的速写工夫又考验你的交际能力。我在这画像的过程中，获知和抄录了不少“国家机密”，比如各级别的公务员私人通讯和全市最重要的官员的私人手机号码和车牌号，为此我很满足。我把这些展现了出来。

从在观察社个展《对灰色的容忍》（广州，2011）的作品《小朋友》、《市长看恐怖片》，到为箭厂空间展览创作的《我最喜欢的十个医生》（北京，2012），再到《ON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3）群展中引发微博争议的《校花》，有关宋拓创作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他这几件作品中对各种权力系统及其日常结构的戏谑，以及他似乎不太受学院专业语言和市场趣味影响的表达方式。在短片《小朋友》中，艺术家策动自己的友人“冒充”走失儿童的家长，用时任广东省委常委们的名字通过动物园广播公开寻人，影片中记录剪辑了同期声下不同的动物场景；《我最喜欢的十个医生》中艺术家考虑到箭厂的胡同环境和受众，前往北京各大医院“调研”，用十张不同医生的工作场景照片做成了个人榜单；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校花》则是街拍大学校园女生，并和友人们对四千多位路人进行排名。无论是通过替换权力/政治符号原有的封闭语境，还是将人们谙熟于心的权威观念或美丑意识儿戏般地展开，宋拓近两年来在各种机构和展览中呈现的作品都常常给人一种轻巧的感觉：似乎没有严密的观念辩证和视觉述说，也不太使劲抖包袱讨好观众；没有太多话语包装的痕迹，也不那么有针对性，而更像一场自娱。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宋拓这些作品中那些比较“明显”的特质作为他自身创作观念的姿态或态度，那么裹挟在年轻艺术家在自我建构和创作实践中的诸多可能很容易因为这种忽略而不被鼓励。”

发现广州地铁有个穿越珠江水域的地方离江面很薄，如果有恐怖分子计算好，然后搭地铁正好经过这个点引爆炸药，就会出现一个口，整个珠江的水就像灌老鼠洞一样灌满整个地铁路线，这样特别变态。我很害怕，就拍了一个小片子：《江水深处人》，讲述了这个恐怖故事，把这张DVD寄给广州市长万庆良先生看。寄给他我就放心一点了，我相信这一切他会处理好的。这是为他一个人看而拍的恐怖片。

如果对比宋拓更早（2011年前）的创作实践，一方面可以观察到他上述表达方式的端倪，另一方面似乎也让人感觉到他近两年作品的基本观念几乎全部来自于此时的创作，由此，我们也可以质问在2011年后与各种艺术机构或策划人的展览合作中，是否实质上拓宽或激发他创作的更多可能性？比如，在2012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首届CAFAM未来展中，宋拓选择展出了他2009年暑假创作于家乡雷州（那时他还是广州美术学院水彩专业大三学生）的《公务员》。在此之前，若不是因为偶然的收藏契机，除了在完成时于广美临时展出，这一堆简易包装成文件夹的原稿会很长时间塞在宋拓需要“找一找”的某个角落里。这是由近700张A4写生稿组成的关于一个县级市直属党政机关在编公务员的众生相。除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严谨地完成对于整个地方政府人员的描摹，他还制作了地方政府架构的“树”状图和公务车信息拼贴，而在CAFAM未来展中，这个作品只得到了非常不完整的展示，大概这样一个包罗了一众年轻艺术家的展览所需要的仅仅是个体精神分析式的“现象”及艺术品，而非深入艺术家创作具体情境的通道，更难以借助展览自身让年轻艺术家切实地去思索“创作”与“展览”的关系。在《公务员》中，除了宋拓在作品中一早表现出的直白、生动，以及他让人惊艳的速写功夫，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似平常的美院写生行为中，没有试图将创作演变成对时下有关“当代艺术”的庸俗观念的拙劣应和，而是更自然地在与庞大官僚系统的接触中，真实地触及了政府架构中的个体与集体，取代了表面化的从对于权力系统的既有知识体系出发。同时，在他这些“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的交涉与创作行为中完成了如何以艺术作为感知媒介介入现实本身的实验，或许这一令他自己也很满意的“结果”也很大程度地鼓励了宋拓之后在自身情境及不同公共空间中着力于观察事实、知识及意义的缝隙，并尝试予以转化。例如，在2010年宋拓参与的广美年轻艺术家群体系列自我组织的项目试验中，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针对大学城空洞且充满意识形态的空间，以及广美教育自身功利与沉闷的现实展开创作：在广美大学城校区人工湖上进行的《八个人的一个小岛计划》（2010）中，宋拓将湖中小岛上的青年毛泽东雕像视线前方的灌木荆棘砍出一个小洞，让它可以“目光长远”（同为作品名）一点，望见“现实”中的路灯。随后，他又在第五工作室旁闲置的课室进行的《老莫的七楼计划》中创作了《左撇子》：“这间教室常开的门是左门。如果你想从室内踢一颗线条流畅的球飞到楼下，最好用左脚发球，因为在这种空间结构下，右脚发球会很不自然。我是左撇子，用左脚踢两个球下去雕塑系”。

宋拓 《市长看恐怖片》19×15cm×2  DVD封面打印 2011年

朝雕像视线所望的方向，在湖对岸被荆棘所挡住，看不到远方。我砍掉少许植物，开个小洞，至少使青年诗人毛泽东眼光更远一点点，望得见一些公路对面的光亮。

值得一提的还有2010年宋拓完成的毕业论文《妖精化成人的脸部体现》，约三万字的全文运用标准的论文格式和表达方式，并引用神话学、艺术史和动物学等学科的相关古今中外文献资料，以及对中国传统绘画及当代图像比较分析来试图解读动物个体肖像。其中，不难发现宋拓对于中国古典造像及人物绘画的研习和想象，同时也可以观察到他在其他作品创作中表现出的对于人物肖像等视觉表征方式，以及知识、观念的相关语义、语境的敏感和洞察力。

我去动物园的广播中心说我小孩不见了，让他们广播找。但我报的这些小孩的名字都是些广东省委常委的名字。因为要报失很多小朋友，所以每次去都要换新面孔，于是我找了很多朋友同去扮走失儿童的亲戚。

“普通动物”概念的提出，实即认可了问题中的第一种假设：文人的确有挑选性地将狐美的、性感的、妩媚的一面提取了出来，压制了对“普通狐”对人留下的视觉存在；否定了第二种假设：狐具有丰富的个体肖像特征和辨识度，只是在中国六朝至清的文艺作品的过滤中，越来越变得单一而已，唯有回到六朝乃至汉以前，才能找到某些“普通狐”的视觉废墟。“这些狐们修炼多年，巴不得脱离一切与狐有关的特质，彻底变成‘像人的人’，那为何还要变成‘像狐的人’”的原因是“妖精”一词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变成了“性感”的同义词，而在某种零和意义上打压了“狰狞”等系统的视觉生存，而“性感”一词在肖像特征层面上又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只限于狐。狐保留了自身的特征，反而有助于讨人喜欢。但是别忘了，生活中动物所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形象的刺激，通常不是“挑选性”的（比如仅挑选其美、性感一面），而是“随机性”的。你有机会接触到的几种动物中的任何一只个体都有可能窜到你跟前来，对你的视觉实施形象影响。我们只有对同一物种内的“普通动物”有足够认识，才能发现：原来它们肖像差异性是繁杂的，从此引起我们关于对付这些繁多形象的视觉挑战的兴趣。

当今展览很有意思，在我看来可以是一种创作体裁，一种门类，一种技法。如果问我展览是什么，我回答说它是我的画笔（或鼠标）。我把歌德开放空间当作了我要画的人，给他画一张肖像画。感谢展览这种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得以呈现各种各样美好的画面。这次我的项目，就是为歌德开放空间画一张肖像。

似乎，宋拓对于以展览为中心的主流艺术生产逻辑和艺术系统也采取了一种“对灰色的容忍”式的应对。例如，他在展览《惯例下的狂欢》（上海，2012）中以他娴熟的速写技法用电脑鼠标对各个机构“写生”了一番：简单的线条和不那么严肃的造型，甚至能感觉到一点调侃的情绪。宋拓将艺术机构的建筑特征与其自身的热点事件或人物糅合在一起，绘制了在惯例下狂欢着的那些“主角们”的“面貌”；而作为给一个帮他整理手稿的初二小男生的谢礼，宋拓随身携带一枚小笔记本，用一个月的时间将自己想与之分享的所见所思随时随地速写成极具童趣的图画，他说这是送给一个小朋友的“书（2012）”，而不是一个“作品”。

这间教室常开的门是左门。如果你想从室内踢一颗线条流畅的球飞到楼下，最好用左脚发球，因为在这种空间结构下，右脚发球会很不自然。我是左撇子，用左脚踢两个球下去雕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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