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一张大不过1平方尺、仅九字的书法，在纽约苏富比竟拍出了82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037万元）。去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刊出题为《拍自苏富比的〈功甫帖〉被指伪本》的整版报道之后，一场《功甫帖》真假之争由此轰轰烈烈持续至今。
2月18日，《功甫帖》买家携《功甫帖》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笔者留意到，与在这场争论中日益高调的《功甫帖》买家刘益谦不同的是，此次媒体见面会前的一段时间里，包括首先提出质疑的上海博物馆在内的文博界，选择集体“失声”。
当天的媒体见面会除现场展示《功甫帖》原件外，对社会公布此帖高清影像资料和技术鉴定结果，否定了此前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至此，《功甫帖》真假之争似乎已尘埃落定。
在这样的结果面前，有评论近乎幸灾乐祸地认为：“《功甫帖》事件，又一次将官方博物馆专家置于炉火上炙烤”，官方博物馆再次被“拉下神坛”；而天价《功甫帖》却因争论而变得愈发的炙手可热，买家成了最大赢家。
然而，抛开真假不论，笔者只能说，在这场纷争中，或许赢了资本，但终归搅了市场，乱了视听，输了艺术。
在这场争论中，一则并未引起太大关注的消息，引起了笔者对争论背后利益“暗战”的兴趣。2月10日，媒体报道称，1月28日，《功甫帖》买家刘益谦先前好友、书画藏家颜明在其博客中发表了一篇长约3000余字的《致藏家刘益谦的公开信》。颜明在公开信中称，去年8月，刘益谦曾咨询过颜明，询问其对拍品《功甫帖》的态度。当时，颜明认为目鉴并不过关。在征得刘益谦同意后，颜明求教了上博和故宫的专家意见，得到的回复是一致看假，并认为作伪水平不高，还提供了伪作的原因。颜明将看假的意见通过电话和短信转告刘，并劝刘去联系博物馆专家，“当时刘益谦选择性‘耳聋’，坚持将此帖拍下。”
显然，这场争论完全可以避免。即使在上博专家提出质疑后，刘还可登门向上博和故宫的专家求教，并邀请世界级博物馆专家论证拍品。若真，皆大欢喜；如假，根据苏富比“有条件退货”条款，退还不是难事。可为什么刘益谦要“讳疾忌医”，数发声明，吸引媒体不断炒作，阻挠反对的声音，变“争论”为“真论”呢？
颜明在公开信第三部分“苏富比和刘益谦的关系”一节透露，现任苏富比拍卖行中国书画部负责人张荣德，曾任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总经理，2005年与刘益谦合资创办上海明道拍卖公司并担任总经理，2013年履新苏富比，拍卖《功甫帖》是其到苏富比后首次主持书画业务。
深圳一位资深书画藏家一语道破天机，“不论真假，凭借资本力量操控话语权，借机炒作，牟取暴利。”
“这是资本对待艺术的惯用手法。”这位藏家说，在资本眼里，艺术只是牟利的工具，无所谓好坏之分、优劣之别。凭着手握重金，任何艺术都成了他们可以随意驾驭、肆意玩弄的对象。他们的最高标准就是艺术品能不能给他们带来最大限度的利润。艺术作品有无水平、是否真假都无所谓，只要有炒作的噱头就行。
笔者认识的另一位深圳书画“藏家”曾高调对记者说，在中国，刘益谦用炒股票的方法炒艺术最成功，“初中文化的我用做商业的经验炒书画最成功”。他曾经毫不避讳地向记者炫耀说，靠实业起家的他借着2008年兴起的那波行情，懵懵懂懂杀入书画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后，总结出这样一条铁律：“任何书画作品在我这里只是一件商品，其好坏、真假我并不关心，只要有卖点，差的我也可买出高价，假的我也要卖成真的。”如今，他也在北京开有拍卖行。
正是凭借巨大的资本实力，资本“藏家”们通过拍卖这一途径，肆无忌惮地对艺术玩起了“包养”游戏，艺术成为只有他们这些“和尚”摸得，那些真正藏家“摸不得”的东西，并不断闹出“世纪大笑话”：从4.255亿元拍下齐白石《松柏高立图》被质疑为伪作、黄庭坚《砥柱铭》拍出4.368亿元被日本专家认为100%的伪作，到宋徽宗《瘦金千字文》拍出1.4亿元天价后被收藏有宋徽宗《千字文》唯一真迹的上海博物馆证伪，再到5.54亿元拍下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被专家认定为“手艺精湛的仿制品”。
闹笑话的同时，“资本包养艺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艺术的方向和社会舆论，改变着中国的艺术生态，侵蚀着中国艺术的机体，并直接导致了艺术市场的种种结构畸形。
“资本包养艺术”之下，艺术收藏成了牟利之途，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收藏已是凤毛麟角。按照中国最大流派印藏家罗云亭的说法是，像张伯驹、王世襄那样真正的艺术藏家已经只是一个符号。令人神往的艺术品收藏早已斯文扫地，堕落成为“土豪”们恣意销魂、疯狂纵欲的乐园。
“资本包养艺术”之下，艺术拍卖只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拍卖越来越远离起码的学术态度，为了推动艺术发展的拍卖越来越难见踪影，为了利益，低俗之作可拍出高价，赝品可拍成珍品。整个艺术圈因此形成了一个以拍卖天价为轴心的价值标准链条，拍卖天价成为了真正的学术“权威”，谁的作品成为了天价明星，他也就在江湖变成“学术代表”。
“资本包养艺术”之下，艺术批评只是为了推销“艺术”，全是似是而非、一边倒的恶劣文字，很难听到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纯粹而深刻的声音，真正意义的艺术批评家已成为人见人嫌的“怪兽”。就如这次的《功甫帖》之争，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资本成了“回流国宝”的英雄，纯属正常学术争论的博物馆研究员却成了让公众任情嘲笑的对象。“藏家”、艺术家可以花钱雇佣批评家写文章，学术杂志可以花钱买版面，拍卖会可以找老板做局。
“资本包养艺术”之下，越来越多的知名艺术家加入牟利行列，寻求被资本包养，乐于被资本包养；越来越多的稍得艺术技法的人粉墨登场，相信只要找到了资本支持，挣到了钱，其他一切就不难搞定。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成了一个个利益分割集团，以至于陕西书法家协会换届时上演了一出一个协会46个正副主席的闹剧。韩国当代著名艺术家与美术评论家金兑庭在谈到中国美术的时候曾说，在中国，他看到的是，“大家好像都很疯狂地丢了魂一样地追逐金钱、房子、名车，好像这就是做艺术的根本目的。”“中国当代美术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是的，在“资本包养艺术”这股歪风之下，中国当代美术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中国艺术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在此，笔者要套用独立策展人朱其的说法来一番杞人忧天：艺术拍卖实际上走了一条“股市化”的资本炒作道路。不断推高的拍卖天价和不计后果的炒作，事实上已经伤害了按照游戏规则和善意投资愿望的其他艺术资本，如果不制止拍卖对当代艺术和市场推进的这种“市场绑架”行为，不制止资本利用拍卖“包养”艺术的行为，中国艺术依靠本土艺术资本来建立中国自我推进的艺术体系就是一句空话。五千年中华国粹文明必将在资本的奸淫掳掠下变成昨日黄花，直至消亡。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