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吏》
如果不是恰巧于同一个时间段来上海，他们在西方艺术史的时间轴上永远隔着300年的距离遥遥相望，不会相遇，也丝毫不存在一个互相比较的理由——弗兰德斯巴洛克画派麾下的巨匠鲁本斯、凡·戴克与印象派创始人莫奈作品正分别于沪上两个美术场地展出。前者入驻浦东世博园里的中华艺术宫，后者安置于淮海路上新兴的购物中心地下三层。两者之间隔着黄浦江的微澜。
对国内广大的美术爱好者来说，两个同期举办的艺术大展不啻于一次难得的送及家门口的直面大师原作的机会，但两个大展所流露出的艺术之外的信息却让赶赴两地的观看人群颇有感触。
莫奈大展，主办方是于2011年举办“毕加索大展”的天协文化公司。毕加索展览因为耗资巨大，且成本难以回收，被称为展览史上“最贵的展览”。耗资如此之巨，其中很大一部分被高昂的场租费和场馆的改造所占据——彼时的世博中国馆尚在是否改建成“中华艺术宫”的问题上反复斟酌；2011年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国家级和省级美术馆免费对公众开放，同时，这份《通知》禁止国家级博物馆美术馆收取入场门票(特展入场费不得超过20元)。
天协文化负责人谢定伟一再强调，如果当时市中心能够有一个适合做经典美术大展的专业美术馆，又能适当收取门票费用，“最多毕加索作品”来华的展览也不至于就流落到四周空旷，既无居民区也无商业氛围，连个能够稍作逗留的咖啡馆都难觅的非专业场馆里。参观人流的组成和多寡，势必影响到民营资本主导下的艺术大展的运营。
此番天协文化卷土重来，再度组织经典美术作品展，他们吸取了三年前的教训——交通便利，地处市中心，巨大的人流量带来的效益显而易见，对于展览方、场地方都是一件妙事。于是，莫奈大展落户于K11。
沪上时髦人士将由香港富二代主导的购物中心K11视作新地标，为莫奈展提供作品的法国马摩丹美术馆的专业人士也认为其地下三层空间基本达到展示莫奈珍藏的各项技术指标。可是，问题在于，地下三层的幽闷与晦暗对于展示天光水影里的“莫奈花园”，毕竟不相匹配。
有人会拿东京的森美术馆来印证上海K11的“商业+艺术”的“成功模式”。持此种观点者，对森美术馆的展览空间恐怕还存在于想当然的阶段。凡去过森美术馆看展的人都能够体味，姑且不论森美术馆的学术专业团队囊括了日本一流策展人和评论家，仅从空间感受而言，森美术馆位于城市中心商业大厦的顶层，有直达观光电梯，光线充足明亮，展览空间宽敞，区隔合理，展览参观路线设计得十分经济人性。就以笔者春节期间刚刚欣赏过的前拉斐尔派经典作品展为例，这般专业古典主义的展览也能够在森美术馆的现代背景下安排得毫不突兀，环境寂静无声。
相形之下的K11地下三层展厅，空气流动性的差异显而易见。预展那天挤入了三五百人就已经感觉闷得喘不过气来，真不知展览之初周末高峰两天挤进了6700人、平均等待时间2-3小时，是不是会引发集体空间幽闭症？也许，头顶上的咖啡馆面包房会飘来些许奶油香，商场嘈杂人声可为无聊的排队时光稍作点缀，但，于事无补吧。
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的展出之地，正是当年毕加索大展遭遇“滑铁卢”的世博中国馆——现在已改为中华艺术宫。鲁本斯和凡·戴克所代表的巴洛克弗兰德斯画派所绘题材涉及肖像、风景、静物等种类，主题涵盖宗教、神话和历史，完整地展现了16-17世纪尼德兰南部地区绘画发展的历程。直面大师杰作是如此震撼人心，可是他们，或许与中国非专业爱好者的欣赏口味之间有一道天然的屏障。
据笔者观察，与莫奈大展展厅里人头攒动者多由文艺青年组成的参观群体相比，在偌大的中华艺术宫里走动的，更多的是坐着旅行社大巴士远道而来的游客。他们有的戴着统一的红色贝雷帽，帽子上印有“上海欢迎你”的标志；有的穿着统一的红马甲，红马甲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一批批来自祖国各地的游客，绝大部分人的最终目的地，都是“中国馆”里那幅“会动的图画”——《清明上河图》。
领队的导游挥舞着红红黄黄颜色鲜艳的小旗子，把游客们召集在一起，中华艺术宫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壮实的孩子一路欢蹦、叫喊，舒泻着在旅游大巴上闷了一个多小时里攒下的精力。一旁的大人忙不迭地一把逮住他，拉在身边，故意虎起了脸，毫不避讳地当众大声训斥。《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20元的门票所费不多，虽足以让旅行社组团而来的游客止步，但是知音难觅。因为能够感受到《战神马尔斯与瑞亚·西尔维亚》之恢宏浪漫的“知音”，夹杂在游客堆里“到此一会”，花费的时间成本和餐饮等其他娱乐的附加值实在寥寥。
鲁本斯和凡·戴克的遭遇较之一江之隔的莫奈，显然就寂寞了许多。
笔者因为各种工作原因私人原因，进入中华艺术宫观展的机会一年不下十次，但我依然会在宫里转迷路，站在巨大的空间里，我常常会有一种即将被吞噬的迷茫。我永远搞不清零米层、展览大厅之间的通道到底在哪里，如果上楼参观，电梯又按在哪个方位，假使愿意选择拾级而上，那么楼梯又在哪里呢？宫里哪里是剧场、电影院、会议厅？
我首先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的方向感出了问题，我本以为依靠参观次数的积累可以增加对空间的熟悉度，但是，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断在证明自己的判断错误。由此我想，能够解决此事最简单直接的方案，就是如逢展览，恳请馆方在每个观众入口处和拐角处安放指示牌或手册，清晰地告知进入宫里参观的群众有哪些展览正在举行，又如何准确地找到每个展览的所在展厅。安放了指示牌之后，指示牌能不能把指路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些，比如上面画上个箭头明明白白地指示左右上下？
如今，中华艺术宫里的“战神”与购物中心地下三层的“睡莲”隔江而居，各有千秋，冷暖自知。试想，如果他们的位置互换，文艺青年会不会依然有热情，竞相为“睡莲”涌入周边绿化树尚不茂盛的中华艺术宫呢？
自打人民广场周边的原上海美术馆搬迁到中华艺术宫，位于市中心的专业美术馆基本属于缺席状态。谢定伟因为民营经典美术大展“流离失所”的问题头疼不已，他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吐露过自己的心声：“如果能在人民公园内部建一个现代美术馆，与老上海美术馆的建筑相连，并与不远处的博物馆、大剧院形成一个文化艺术中心的话，一定会是市中心的热点，改变现在人民公园‘老年活动中心、相亲活动中心’的现状。”
以巴黎而言，奥赛博物馆、卢浮宫、橘园，都在塞纳河沿岸；伦敦的国家画廊、大英博物馆也都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相距不远，形成了文化艺术的凝聚力。
让喜欢进入博物馆、美术馆看展览的老老少少观众搭乘便利的交通设施，节省体力投入到艺术中徜徉，看完了古典主义展览只需步行就能看到另一个当代展，还能就近喝上一杯热咖啡稍事休息，彼此间进行热烈讨论，……这些人文细节尽管无法上升到国家工程的高度，但也是城市魅力的一种体现。撇开一切弘大叙事不谈，至少，首先，让文化艺术与参观者在地理上的距离近一些再近一些，不是吗？
也许，这一切，就只能等待恰当的时机来解决。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