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昱
记者VS萧昱(萧)
记者 :能说说你平时的工作状态吗?
萧:主要就是胡思乱想,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在工作室,喜欢手里弄点活儿。比如,我一直在画画,就画自己想画的。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非得给别人一个什么解释。很多人说艺术家一定要有个系统,我觉得任何人认识事物都有个系统,有个习惯,并不需要刻意地寻找,反倒是不要被外界的信息给搅乱了就行。
记者 :你怎么理解艺术家的身份问题?
萧:艺术只是私人工作,至于身份是别人框定的,依据有很多,可能因为你的工作,可能因为某个机构需要你,这些都是社会给的。如果有人邀请你参加双年展,一夜之间你就是艺术家了。被机构认可,身份就变了,不是靠自己宣布,然后这个身份就对你产生影响。唯一可信的还是自己的工作,去解决自己系统内的问题。
记者 :你的作品从表象上很难找到内在的精神联系,贯通其中的你自己的系统是什么呢?
萧:其实那个贯通的东西并不复杂,但是因为是自我的系统,所以公共的接口相对狭窄。我的工作其实就是两件事情:打开、拼合,在这个过程中去找到物质内在的力,那个背后隐藏的力量。这个力量不是艺术家个人的,而是宗教、社会、文化、教育事先就埋藏好的,艺术只是去点燃它,通过感官作用起来。比如把一根有完整自我系统的竹子拆开后,它的内在力量就可视化了。当然,这种力量随着社会发展也是会改变的。古人看山看水是一种抽象意境,但今天我们的抽象主义是非常物质的,大工业之后,我们对金属、木材、布匹的认识都不一样了,是否给人温暖感?是否冰冷?画面颜色厚薄、作品材料是钢板还是木板都会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这种内心的异化是现代化进程造成的,所以抽象主义是在这个语境下诞生的。
记者:如果一个艺术家只是建立自己的系统,会不会变成自娱自乐呢?
萧:好多有名的艺术家都很孤僻,比如弗洛伊德,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是自娱自乐,但他提出的问题是大家可以讨论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社会里的人,又一直处在这个圈子里,总有很宽阔的管道和社会相接,专门去找这个衔接反倒做作。生活也会告诉你很多,重要的是反思。
记者 :就是说个人的思考比现在流行的理论更重要?
萧:艺术需要理论支撑,更需要思考。当代艺术除了作品形态的实践,还有思想上的实践,必须是并行的。但我不同意当代艺术家等于哲学家的说法。艺术跟纯粹的讲道理不一样,在说教之前还有一个东西要震观众一下,这就是跟听一场哲学演讲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是将感知系统全方位打开才能作用于你;而哲学的实践就是思辨,虽然艺术终究要触碰到很多高级的问题,但是二者在行动上是不能替换的。现在艺术家参与了很多社会学的、政治的、哲学的讨论,很容易迷失自己,不一定是身份的迷失,但有可能在出发点上迷失了,即便统一了图像和符号,精神上如果没有一贯的认识,随波逐流,其实践就变成了一场流浪。
记者 :那艺术还是要依赖自身的形式?
萧:有个问题是:今天的艺术还需不需要形式?如果不需要形式,确实是解放了,可以产生运动,策划者可以把问题拔得很高,视野可以很大;但这对艺术家来说是危险的,比如你的身份还存在吗?但如果注重形式的话就不容易迷失,具有一定职业性,这是艺术家的天赋。我自己更倾向于后者。
记者 :“政治纯形式办公室”是在这种思考下产生的吗?
萧:是的。我们五个人做这个小组的意思就是把政治的所有形式都保留下来,去除结构中有害的部分,就像一个悬浮物,是对审美本体的追问。艺术最珍贵的一点是可以不计后果地进行实践,社会对艺术家的豁免是因为世界需要艺术。有个说法是世界上有3 类智慧,一类是利他的智慧,比如西方的功利主义或者中国的“克己复礼”,这种智慧对人类社会有建设性,比如爱因斯坦、爱迪生。另一类是无用的智慧,比如艺术,可能没有太多实际用途,但又不能缺少,这种智慧的尺寸恰恰最不好测量,所以相对来说社会对艺术家更宽容,允许这部分人淘气。但是一个社会非常合理的话,过多的淘气也没什么价值。第三种是多余的智慧,类似江苏卫视《非常大脑》那种,确实没什么用。
记者 :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呢?
萧:古典音乐,但听起来很耗精力。喜欢交响乐,就像看大部头的书,后来听早期的柴可夫斯基,可以听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来,徘徊犹豫、特别强调一种味道,听到肖斯塔科维奇就更纠结。现在体力不如以前,觉得听古尔德比较“养生”,他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弹巴赫,结果也的确不一样。所以我一直强调要建立自己的系统,营造自己的世界。
记者 :现在的生活状态怎样?
萧:我觉得年轻是最容易度过的,这是残忍的现实。现在到了中年,是最难的时间,社会赋予你很多责任。我比较怕接家里的电话,怕有什么事情,所以策略是往家里打。前段时间路学长去世,我们都突然觉得死亡跟自己有关了。一个在附中时代,十几岁就一起生活、朝夕相处的人,突然从你身边拿掉,这种感觉很强烈。死亡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规划、那些看似堂而皇之的理论在它面前失效了。所以我每天把自己的事弄明白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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