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废墟”是我们所走过的路

砖头变成艺术？这是“废墟—李纲水墨方式再解组”展览给人的第一印象。展览由王璜生担任艺术总监，杭春晓担任策展人，2014年4月13日在广州国际单位艺术开幕。

2009年，李纲随王璜生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院工作。以前，李纲去北京的观感是“乱”，但他说：“这种环境恰恰表现中国的现状。但是，我们不能逃避，而应该是体验，以艺术家的方式来表达发展或者存在的问题。”

李纲见证了北京奥运之后的巨大变化。他在北京四处游荡，从城市的废墟里捡了一百条砖头，每一条都编号，把原来的砖染成黑的，印在宣纸上面。李纲把这种水墨方式命名为“废墟”。他在表述上分为“提、取、转、换”四个部分。所谓“提”，指李纲进入真实的废墟现场，选择残砖碎块，整个过程以一个固定机位、一个动态机位的录像记录；所谓“取”，是将所选择的废墟砖块，在一张宣纸上，以传统拓印方式取得砖块六个侧面的拓片，整个过程以俯视、固定机位拍摄；所谓“转”，是将具有抽象感的砖块拓片装裱为镜框，与原砖并置；所谓“换”，是将原砖铸模为纸浆雕塑，并一一编号与原砖统一。作品整体以拓印为中心，将水墨、宣纸与物象的关系进行了一次重新编织。

2013年，“废墟—李纲水墨方式再解组”首次在西安的陕西美术博物馆展出，原来展期是十天，后来展出方把后面的展期挪掉，延长到二十天，反映热烈。而今年在广州的展出，李纲增加了一个新的环节：继续收集广州的砖头，请社会各界人士帮他再收集一百条砖头。许多朋友听说他要收集砖头，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有一天，李纲去医院时检查，还到处问别人要砖头。有个朋友就问他：你要这个砖头干什么？你要砖头，去买不就完了吗？你家里是要建房子还是干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干嘛。他们这种纳闷就是我想要的。因为当前这种实用性的观念非常明显，有人就说送你一条砖，好玩。也许当我的展览展完了之后，他们也就知道为什么了。我觉得目的就达到了。”李纲说。展览的开幕式当天，参与者携带砖块到现场交予工作人员，其砖块也成为展出作品的一部分。“废墟”，似乎成了一场公众参与的艺术活动了。

我的创作是“炼金术”

记者：你的作品以“废墟”为名，是怎么起源的？

李纲：我是借“废墟”这个概念，来转换或者剖析我在水墨创作的路径。因为废墟这个概念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可能就是城市的发展、人类的发展，旧与新、保留与废弃、建立与破坏的关系；另外从文化学的角度，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所走过的路，包括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是在传统教育这种基础上再走向当代的。

记者：你在北京也看到城市的改造，拆旧建新的现象，是不是对你有一种触动？

李纲：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所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或者要思考的问题。不光是北京，应该是整个中国都在发展，包括我们的思想，也在这种裂变之中承受阵痛，然后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这种现象跟我的艺术创作有某一种契合。

记者：最早开始做这个作品，这些砖找到、做成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李纲：其实这个过程我思考很长时间，恰好是找到这个点，这个名词来进行创作。我是想通过这种非常普遍的东西、每天都面临的现象来表达。因为砖是废弃的砖，是拆迁之后将要被扔掉或者是要重新回炉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的砖，我把它捡回来之后，把它编号，然后我把八个面的砖转换成一个平面的，再把它转换成纸砖，宣纸铸的砖。这种转换可能就有点像我们平时在讲故事。用土话说出来的故事没有文字，也不叫记载，也不可能上升到文化层面。把一个东西转换成纸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可以传承的文化，可能文化艺术就是这样来的。

记者：整个操作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

李纲：其实这个操作过程反而不是太重要，我觉得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整个展览出现一些作品，我用“炼金术”这个名词来概括我这个创作的过程，来剖析我的创作。作为一个艺术家所思考的问题，再把思考的问题呈现在语言上面，我是呈现在水墨上面。如果我是画油画，我是做影像的，或者做摄影的，可能就会呈现在其他方面。

记者：有没有借鉴过一些西方做过的类似的作品？

李纲：这个应该是有的。现在媒体也大大的丰富了，媒材的革命大大促进过新的艺术语言的产生，丰富了艺术创作的语言，也填补了很多很直接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也是接触当代这种手法，来剖析我自己的。

记者：那要把它归类到什么样的艺术？

李纲：我觉得怎么归类是别人的事了，作为艺术家，我把问题提出来，其实我不是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要告诉人家结果是什么样。我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转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创作，特别是水墨，在语言方面，我们一直在争论，或者说在纠结，语言的转换绝对是每个时代的艺术家所要选择或者要去解决的问题。这种语言的转换就会带来很多新的形式的出现，我以后不是会永远做装置或者影像，我是借用这种形式。其实我的根还是做水墨。而且依然是在水墨上面去找到一些能够激化我的创作激情的语言来表达，但是在形式方面，我们都可以尝试！

记者：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现代化高速发展，促使自己思考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间出现的问题？

李纲：后面的潜意识还是有这么一点，其实“废墟”这个名词也很敏感。它从社会层面说，面临着一个抛弃或者新建的过程，在这种现状下，你是保留，还是废弃？是保留一点，还是全部保留？是保留一点继续发展，还是全部推掉？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这个“度”上面的把握。我觉得水墨恰恰是在这方面必须研究的语言。因为作为水墨艺术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传统上面成长，尤其是我们这代人的早期教育，基本上是传统教育的。所以传统这里头的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去回避，而且自觉不自觉地要再走这路。但是我们又生活在当下，生活在一个面临外来文化冲击的时代，我们站在水墨这个台阶上面，是全盘否定还是部分接受，部分革命或者是完全继承？所以这是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当代社会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有手机、汽车，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我们的资讯、我们的语言，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古代，回到八大山人的时代，回到石涛的时代，他们的语境里面找不到那种东西了。但是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距离上看他们，然后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就是我思考的点。

记者：这种新的尝试对传统水墨来讲是不是有革新或者会带来革命？

李纲：我觉得艺术是需要革命的。我们看美术史，所有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革命，昨天的革新就是今天的传统。因为艺术永远是要表达人跟社会的一种状态，绝对是生活跟人有关系，跟时代有关系，然后它跟过去有关系，跟未来有关系。

相比技术，情怀更重要

记者：在这样的艺术过程中，有没有传统的水墨画家认为这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李纲：因为我的点不是在技术，是在观念。什么叫技术呢？纯粹的技术是不存在的，纯粹是技术，那就是工匠，可以雕个花什么的，手艺很好。但艺术家不是这样的，他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来表达一种观念，所有东西，包括你的技法，都是服务于观念、想法跟表达。我们古代很多在今天被称为经典作品的，例如八大山人的作品，也不是说就是纯粹的技术，但我们今天看，他技术很高，但那个时候也不一定就叫技术，但他恰好用这种方法来表达那个时候的思想，包括他的情怀，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那你在“提、取、转、换”的过程背后是怎么样的情怀？

李纲：任何艺术、任何技术的继承都需要发展、转换，语言的转换，形式的转换，它就有可能性，有新的东西出来，这新的东西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包括我的水墨创作。为什么要转换成点，最后我要把笔扔掉，完完全全地转换，其实也就说明我在思考语言转换问题。

记者：这样的当代艺术，是不是观念比形式更显得突出呢？

李纲：我觉得两者是不可以分离的东西，是一个整体、综合的东西，没有观念的东西何来技术呢？如果我没有通过影像，没有通过铸造，没有通过拓印的过程来呈现，里边也有技术含量，不是说它没有技术含量，它是另外一种技术，一种思考的技术。它是另外一种方式，不是像画一张画那么简单的技术。

记者：你对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李纲：我们自然是在这个状态中成长，从年轻到老，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经历了阵痛过来的，包括我们的思想也是这样过来的，有很多茫然，不知道干嘛。然后也有很多纠结，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答案，我就用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来面对废墟。面对废墟，你可以是富有沧桑，又非常失落，又非常纠结，又非常憧憬这里未来是一片高楼大厦，有点死去的可惜，但不死去又没有未来。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矛盾的心态。其实我们面对文化也是这样，但是旧的东西一定要推掉，要建新的，不管这个新的建得好不好，你一定要前进，不可能把我们原来的东西一模一样地保留下来。社会绝对要发展的。要发展，要建设，就肯定有问题，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地去解决。作为艺术家，我的责任不是解决问题，是提出问题。让人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一点？作为领导者，或者说作为城市的规划者，是不是能够考虑到这个问题，多一些人文关怀。社会是绝对要发展的，不可能不发展啊！但是作为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所面临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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