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米芾行书三帖卷之一
台湾已故王静芝教授是沈尹默先生的学生，他回忆沈先生的文字有这么一段：“有一天，我看先生写一条幅，实在太好。我禁不住的称赞，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董其昌，我就顺口说：‘二先生，董其昌总算不错了！’先生正写着，抬头看看我说：‘董其昌？还差一点儿！’我直感的了解，先生是说董其昌比起先生还差一点。我连忙应声：‘哦，哦！’先生低下头去又写，口中自言自语：‘米元章以下！’这句话真使我惊讶！我的理解是先生真的自许。米元章以下无人可比……”
自从王静芝先生解密了沈尹默先生“米元章以下”的这句话以后，恐怕绝大多数人是持赞同态度的，笔者也不例外。但是，我还想就王静芝先生的解密之外，附加一点猜想，沈先生当另有所指，那就是对于书法笔法（及运腕方法）的理解与继承，他已经接续到宋代的米元章之下。若单就书法的字形结构而论，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时尚，看在眼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取舍并不强求一致，而笔法和运腕这两项则麻烦较大，笔法还能从古人墨迹中看得出来，而运腕达成笔法这一项是瞧不见的，不解运腕，纵知线条起止，也是照猫画虎，终不是究竟。那么，如何从笔法中解得运腕一项，就恐怕非得从古人留下的墨迹中审思详查而获得。
沈先生于此两项已经参破，只是还未突破米元章的藩篱，故而有“米元章之下”一句，决非是看不起宋以后的书家，况且宋以后的书家也不是不精研笔法，所获多少就另当别论了，是沈先生突过了他们，故而有心得之句，并不是好作惊人语。
我们可以举两个反例子。
一是明人项穆《书法雅言》中谓：“苏米之迹，世争临摹，予独哂为效颦者，岂妄言无谓哉。苏之点画雄劲，米之气势超动，是其长也。苏之浓耸棱侧，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皆缘天资虽胜，学力乃疏，手不从心，藉此掩丑。”
二是清人钱泳《书学》中谓：“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
此二公言论，皆论及米书的形象，均未考校到笔法。从米书学习外形固然重要，但得法才是关键。当年惠能和尚披星戴月三十余日直诣黄梅，为的就是得法，而忍大师独独将衣钵付与惠能，十余年后，惠能在宝林寺广开法席，这一切如不得法，惠能也就是个穿着袈裟的普通修行者，反之则宏演定慧，广济有情。
至于米芾在宋代书家中的地位，倒是明人董其昌明白，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有这样的话：“盖宋人书多以平原为宗，如山谷、东坡是也。惟蔡君谟少变耳。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山谷以品胜，然非专门名家也。”董其昌眼高，是他见得多。他的书法绘画更非泛泛之辈，言语多为心得。对于宋四家来说，蔡君谟他只评了三个字“少变耳”，对于米芾，他一句实际评了俩人“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肯定了米芾在宋代书家中的地位，含蓄地点明了水平要高过苏轼。对于黄山谷之书法，董其昌并未怠慢，只说了句：“山谷以品胜，然非专门名家”。也就是说，对于江西派诗宗的黄山谷来说，下手尽管不凡，可以开宗立派，但毕竟不是专业。 所以董其昌有句名言：“米海岳书，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咒也。”
书法中的直质与美观，在于学习书法的人对笔法的理解。 认识到家的，书法就耐看、好看，反之，则可想而知。
沈先生在论《王羲之和王献之》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首先须取陆机《平复帖》来看，仔细玩味，这是西晋仅存的书家名迹。自然还有许多晋人写经卷和典籍残本存世，那都是属于经生体的一类，故不拟引作例证。《平复帖》是章草，十分古质，王僧虔说过：‘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他特别指出陆书是吴士书，那就是说明了江东当时流行的笔姿，是像他那样。但是应该意识到，当时一般人是章草和行书并用的，能章草的，必然能行书。这就是江东当时时尚的书法，不过陆机、王珣比一般人写得格外精一点罢了。你试看看《汉晋书影》中印行的北凉李柏简札，也是用类似这样的直质笔姿，所以到元代冯子振、杨铁崖、李孝光、虞集、饶节他们号称晋人书，也不过是取法了那种直质的笔姿，元时人用硬毫来造成晋时人通行的字体，如是而已。其结果是与元朝时代无关的。据此，可以来说明一下羲献父子书法，高出于与他们同时的一般人的理由。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阙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明白了这些事实，就可以明白庾翼起初每不服逸少的缘故。庾翼简札，《阁帖》中亦有存者，凡经摹刻，未免失真。推测言之，不过是王珣辈流，不能同羲献父子后来名迹如《兰亭褉帖》，《中秋帖》等相提并论。因为庾王诸人，虽擅书名，但终身为时尚所局限，没有跳出那个范围。而羲献父子则‘肈变古质’，实成新体，既不泥于古，又不囿于今，因此，当时人都不能及他，遂使庾翼始而不服，终则大服。其中消息，不难于上述诸名迹中探得，但须熟观审思，方能有悟入处。”
沈先生的这段话中，至少阐明了一个道理：二王的书法之所以成功，在于“既不泥于古，又不囿于今”。而被历史沙汰的书法，却大多因其只知“直质”，而不知“委曲”的奥妙，故而令历史将其“湮没”。书法里存在“扮”与“不扮”的道理。如何扮？扮多了不成，不扮也不成。关键是比例。合适的比例，体现的是美感，不合适的比例，就是做作。
从沈先生的话里，我们还知道，学习二王的书法，不可舍本逐末，如何求本？沈先生浓缩了一生的思索、实践，为我们精简成几个字，而这几个字又造成了多少误解沈先生的缘起，在未提这几个字之前，我试着再引一下沈先生的原话：“其中消息，不难于上述诸名迹中探得，但须熟观审思，方能有悟入处。”沈先生指的名迹，在他这篇文章中仅指的是：《平复帖》《伯远帖》《李柏文书》《兰亭褉帖》《中秋帖》，如果考虑到借镜的问题，那还可以加上元代冯子振、杨维桢、李孝光、虞集和饶节等几位书家的书法。
那么，沈先生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呢？
一句话：无非笔笔中锋！
我们为了印证沈先生的话说，选取了宋人米芾所书《行书三卷帖·之一》来作为参考。他们之中，一个是学习二王法书的典范，一个是服膺小王的痴人。他们的成就，为世所公认。他们的书法决不是那种不管用笔，纯任自然，偶然兴到，间有佳书的书家，而是笔不妄动，动则生辉，总是让人们眼前充满了新奇的乐趣，总是给人咀嚼不尽的回味。
从王羲之谢师卫夫人，到王子敬劝父另起炉灶，是他们父子不泥古，而他们不随当时士人习尚，变法图新，是不囿于今，成绩斐然，有目共睹。逮至宋代米芾，从集古字开始，浸淫书法之间，演成风樯阵马之势，突出沉著痛快之意，再到沈尹默先生崛起于民国年间，管领风骚至今，这其中纵有万千故事，但笔法的继承，和创新的思想这两点，却不能不说是关键的关键。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