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

有关名人信札书稿拍卖最让人记忆犹新的，应该是2009年5月28日“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13通27页“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由150万元人民币起价以554.4万元拍出，1l通34页“梁启超致胡适信札、词稿”由40万起拍以78.4万元拍出，3通9页“徐志摩致胡适信札”由25万起价以112万元拍出。

此后，由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以“文物优先购买权”收购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连同胡陆军、黄曙明捐赠的1l通34页“梁启超致胡适信札、词稿”等文物，一同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而拍前，这批从胡适大儿媳曾淑昭处征集来的信札，选择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精神发祥地——北京大学图书馆展出，展览被名之为“对话新文化领袖——胡适存友朋信札展”，这真是别有一番意味。据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经理拓晓堂讲：“这些信件涉及的时间主要为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时期，是与胡适讨论如何办好这份肩扛新文化大旗的杂志、两人又如何产生分歧以及‘善后会议’陈独秀对胡适的支持等内容，其中具为可以补充某些历史事实的重要文献。第一眼看到这些东西，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他们政治上的态度是针锋相对的，但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大家们之间的朋友信义、能容忍对方的程度也是对民主的最大考验。”

可以说，正是通过类似的拍前拍后活动，才使人们真切地领略到了信札书稿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乃至艺术价值。由此也使近年来名人信札书稿拍卖价格的上升空间不断扩大。拍卖记录显示，中国名人信札书稿拍卖始于1994年，翰海秋拍中有15通的徐悲鸿信札，估价10万元，平均每通约6000元，但最终流拍。10年之后的2004年1月，同样在翰海拍卖会上，估价10万元的3通徐悲鸿信札却以24.2万元拍出，每通均价突破8万元。2010年嘉德秋拍，收有周作人《北京的风俗诗》《天桥志序》《口占赠行严先生》《燕京岁时记》《结缘豆》《自己的文章》《旧日记抄》《日本的落语》等文稿以358.4万元的天价成交；同场拍卖会上，1935年白石老人写给收藏家叶恭绰，嘱托叶先生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账户的信，以33.6万元拍出。2011年，孙中山的两字《博爱》以126.5万元成交；2012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唐弢先生藏珍拍卖专场，其中沈尹默《忆鲁迅》手稿拍出59.8万；2012年北京匡时秋拍中，梁启超旧藏“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以6709万元高价成交；2013年5月，顾炎武书《五台山记》以3162.5万元高价成交，创下单幅名人手札拍卖新纪录……

可见在艺术品市场上，收藏名人手札已不再是冷门。如今像鲁迅、胡适、蔡元培、梁启超、茅盾等文化名人的书稿尺牍，乃至只字片语的便条，都已成为藏家和爱好者竞相购求的对象，据称其市场价格每年至少以30%的幅度攀升。

而正当此时，一场诉讼如同当头一盆冷水，让人打了个冷战。

去年5月，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本欲于2013年6月21日举行“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活动，在预展期间，遭到钱钟书遗孀杨季康(笔名杨绛)的强烈抗议，并告上法庭。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只得停止拍卖钱钟书书信手稿。今年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此案一审判决结果，判决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侵害钱钟书书信手稿著作权及隐私权，共同赔偿杨季康20万元，并向杨季康公开赔礼道歉。为此，最高法院将杨季康与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案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布。这意味着书信手稿拍卖涉嫌著作权及隐私权。4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案做出终审判决，两被告被判侵权。备受关注的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案终于尘埃落定。

为此，一些业内人士无奈地说，也好，这至少让收藏界以外的大众都知道了信札手稿的价值。有媒体采访中拍协秘书长李卫东，他对判决结果表示：“杨绛老人的诉求有其合理的部分，这一点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已就法律方面的是非与责任问题作了明确的划分，中拍协尊重法院裁判结果。同时，钱锺书、杨绛信札拍卖事件给了拍卖行业深深的启示，拍卖信札一定要先行解决好其中的著作权和隐私权问题，否则不宜贸然拍卖。”

无独有偶，早在2012年5月12日，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被嘉德国际拍卖公司以184万元价格拍卖。是年5月17日，曾多次要求停拍手稿的周作人长孙周吉宜等13位周氏后人，就将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拍卖行为无效，并返还手稿。尽管当时法院裁定该案因诉讼主体不对不予受理，但此事至今尚未了结。

继周作人之孙抵制拍卖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后，嘉德国际公司又推出的“人文情怀”专场，其中著名藏书家唐弢先生藏珍的沈尹默《忆鲁迅》手稿拍出59.8万。沈尹默之孙沈长庆称，《忆鲁迅》一稿是沈尹默为《文艺新地》刊物“鲁迅专号”专门撰写的“送审稿”，后来在《文艺新地》八月号刊登。手稿不应落入该刊物副主编唐弢本人手中，不能排除唐弢先生以职务之便据为己有的可能。而在2012年秋，匡时拍卖一批梁启超文稿时，也曾引发梁启超后人质疑。

据此有人推测，这些事情可能会给近年一路走高的名人手札书信手稿拍卖以重大打击。一些媒体也发出疑问：“在钱锺书书信一案中，法院判决两被告——拍卖公司和收信人承担侵权责任，这让藏家和卖家心生疑虑：名人书信还能公开买卖吗？”

孰料，今年春以来，名人信札书稿拍卖却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远的不说，就在今年1月5日，南京经典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上，众多买家围绕起拍价为400万元的著名作家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展开了竞争，经过44轮的激烈竞价，最终以1050万元的价格落槌，加上15%的佣金，成交价达到1207.5万元，创下了中国作家手稿的拍卖新纪录。《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是茅盾在1958年写下的一篇近9000字的评论文章，载于当年《人民文学》杂志第6期。手稿共30页，全部用毛笔写成，每页纸长22厘米、宽15厘米。除了纸质微微泛黄外，品相甚好，还附有当时刊发该文的《人民文学》杂志发稿签。

而此前，梁启超的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以713万元摘得专场头筹，鲁迅的手稿《古小说钩沉》的一页残页拍出了690万元。

就在本月6日西泠印社2014春季拍卖会上，中外名人手迹专场成交率高达90.76%，成交额3834万元。其中康有为致陈三立信札诗稿以155.25万成交，一批顾颉刚存世最大量的稿件，以78.2万成交。

最让人惊奇的是，5月6日，在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办的“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上，一批将于下月亮相匡时2014春拍的周作人的书信手稿被首次公开。周作人长孙周吉宜及多位周作人研究专家亦出席座谈。这批信札共84通，始于1957年8月26日，止于1966年5月11日。出席座谈会的专家表示，这些信札是研究周作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史料，生动还原了文人相重、学人相亲的一面。

据说此次拍卖周作人信札，匡时方面先取得了周家的理解，同时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讨论信札出版。匡时副总裁谢晓冬说：“其实整个沟通过程也不过花了一周多的时间，只要大家都本着善意的目标，尊重各方权利，问题总能解决。”

种种迹象，让一些媒体按捺不住了，纷纷刊文称“书法手札仍是艺术市场强心剂”、“名人手稿成交率高，私人珍藏再受追捧”。这表明了人们对今年名人信札书稿在春拍上的表现充满了希望。

据业内人士称，信札书稿市场的行情走向实际上跟书画市场很像，一是遵循名人效应，越是影响力大的人，越是在历史社会各个方面呈现全面影响的人，那么他们的作品墨迹，就会受到更多的追捧；二是，遵循名作效应，如果这通信札，记录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是某一个具有特定的意义的场合、人物，那么这件作品，就会特别受到市场关注。

有些事看似对市场负面影响很大，但却提高了全社会关注度，从而产生出积极效果。这可能正是近年来名人信札书稿的收藏价值最大限度地凸显出来的原因所在。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