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起，由格拉茨市政府资助的奥地利国际影像当代摄影大奖每两年都会颁发给一位在《奥地利国际影像》（Camera Austria International）杂志上刊登过杰出照片的一位艺术家。2013年，这一奖项的国际评委会将奖项授予了丹麦艺术家约阿希姆·科斯特（Joachim Koester）。艺术家和《奥地利国际影像》的首度合作要追溯到2006年，当时科斯特参与了名为“首先，艺术家定义意义”（“First the srtist defines meaning”）的艺术项目以及三年后的后续展览：“于是，作品产生”（“Then the work takes place”）。这两次展览所围绕的当代摄影中的概念可以具体化为一种组织视觉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的特定方法。而科斯特的作品也许同样可以通过援引这样的关系来定义。多年来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对被忽略、几乎被遗忘的19世纪或20世纪历史事件或文本的重新探索。现代性中晦涩、非理性、潜意识、或被压迫的部分—那些“黑暗面”，也即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毒品，还有失败的作品—经常会成为科斯特作品中的形象。然而我们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将现代性的这一面变为可见；同样我们还要将其作为缠绕于现代性自身逻辑的一种存在；并将其放置于和知识、和现代主义的显性的关系当中。

2012年的16mm影片“精神与空的空间”（“Of Spirits and Empty Spaces”）非常好地例证了这一点。约翰·穆雷·斯比尔（John Murray Spear），一位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唯心论者，于1861年在纽约组织了一系列的降神会，旨在在一小群人中通过恍惚的舞蹈接收包含了如何构想/发明新的缝纫机的想法。当时最流行的缝纫机是由Elias Howe制造的。因其手中还有其他很多专利，使得其余公司制造缝纫机的成本都倍增。斯比尔希望能够绕开这些专利，发明一种全新的概念，使得生产便宜的缝纫机成为现实。斯比尔相信生产这种缝纫机的方法已经存在于非物质的形式中—精神领域—他相信向内探索是可能的。他认为这种便宜的缝纫机将开创一个女性能够养活自己的时代，使得她们从男权社会中获得解放。这些降神会并无图像留存；科斯特影片中取而代之的是如同白色斑点般曝光过度的颗粒，和斯比尔的文字片段夹杂在一起。开篇，影片指出既是历史和知识，也是感知和经验上的一个“盲点”：个体如何能不做抵抗地浸入恍惚中？作为表现物而构思的内容遇到了自身的局限。影片中跳跃的斑点同时将表现的边缘化成肉身。他们是无意识伴随电影这一媒介的无处不在的外部物质，因此无法移除：一个幽灵，一种显性的表象，逃离了表现的影像逻辑。关于一次为制造机器铺路的恍惚的叙事和社会主义乌托邦变成了影片的脚本。正是通过“想像”这样的概念，影片—作为一种技术媒介—和斯比尔关于非具象的异世的观念所连接。然而矛盾地是，电影正是工业生产幻想的范例。如同斯比尔所组织的降神会，电影通过自身的—不可见却强有力—二元对立，和理性生产的逻辑以及现代性的经济形成同谋。

2013年，艺术家制作了另一部16mm电影，同样萦绕着这种对产业逻辑的质疑。“HOWE”展示了Elias Howe生产第一台缝纫机的特写：缝纫的过程被转译为一种机器的抽象运动，而比对斯皮尔拟人化的设计理念时，这种转译过程更加清晰。事实上，约阿希姆·科斯特并没有带有使其可见（可描述）的意图区创造—比喻性地—这种现代性的不可见性。他寻求或者发明了这些属于边界之上的图像，或者那些照亮历史痕迹的图像。“南京饭店：加尔各答的鸦片之痕”（“Nanking Restaurant: Tracing Opium in Calcutta”）着眼于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控制对于其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性。这不仅仅体现在鸦片战争中，尽管这场战争在东印度公司的的官方史料中也鲜有提及。科斯特2005年在前鸦片贸易中转站加尔各答所做的“自由”调查，将其引向了那个时代中国城所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处遗址：一栋两层高的仓库，刻有风化的“南京饭店”的名字。1841年的《南京条约》确立了英国控制贸易的地位。这一巧合将该建筑变成了实在的历史痕迹，而科斯特通过他的照片捕捉到了这一切。同样，在这一作品中，现代性的产业逻辑——扩展，殖民，剥削——和被他们所压迫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历史既有事实上的遗产，鸦片，还有其带来的种种恶果）。

艺术家自己声称了一种“不可见的事物索引”，尽管这种索引很难辨认，也非明显编纂的一部分，但在作品的核心中却明显具有决定性。因此，约阿希姆·科斯特可以说是在纪录片的边缘所游走。这一边界，可以说是一种显见的状态，并通过使其变为显见的动作援引知识或生产知识。他的艺术创作——一直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精确的图片相片系列来完成研究——因此提出了一个关于知识和叙事之间可能存在的连接的重要问题：什么是被讲述的，而什么是被展示的？什么既未讲述也未展示？为什么？“我希望这些照片，我的纪录片，能够存在于展示和叙事的角力场之间。”因此，艺术家将图像置于了感知、历史、知识、政治、显见之间的复杂境地中。和约阿希姆·科斯特之前的作品一样，他对我们当今社会文化摄影所处的位置做出了重要贡献。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