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左）、毛继鸿昨在金沙剧场同台演讲

2014年6月25日下午2时许，成都商报“我看未来20年”大型公益演讲迎来了著名艺术家叶永青和著名设计师、“例外”品牌创始人毛继鸿，两人联手带来了一场关于“城市、场所、精神”为主题的演讲。

25日的演讲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剧场举行，在这个曾发掘出3000多年前巴蜀文明的地方，叶永青特别谈到了成都精神所孕育的城市文化，“成都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认为成都的场所，或者叫最有灵魂的地方就是杜甫草堂，成都只要有杜甫草堂在，就有基本的文化尺度。”

赞成都精神在草堂

之所以做这场“城市、场所、精神”演讲，在叶永青看来，每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精神特质，“每个城市我觉得它都有一个像‘灵魂’一样的东西，这其实就是精神，这些精神和这些场所有关。”叶永青说，成都是他特别喜欢的城市，有很多艺术家朋友，而成都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艺术家，也和成都的精神分不开。

“成都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那么多年来以诗歌、艺术和生活立市的地方，如果要说场所的话，我认为成都的场所，或者叫最有灵魂的地方就是杜甫草堂。”叶永青提到，草堂是诗人当年的生活场所，但是这个场所变成城市文化上的一种魂魄，这个“魂魄”是不死的，成都有杜甫草堂在，这个城市就有它基本的尺度和文化以及文化生活。

“30年以来，成都给世界贡献了一系列很辉煌很耀眼的事件，那么多的诗歌，那么多的当代艺术家的名字，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能够看到。成都那么多年来慢慢营造起这样一种能够前赴后继的精神气场，然后，不断地涌现出一些跟艺术有关的创作者、实践者、收藏家，并建立起一些很有意思的场所。”叶永青提到小酒馆和白夜，“这是我们身边朋友的活动场所，又比如蓝顶艺术区等等，这些都跟艺术家的努力有关系，里面还是在燃烧着不死的精神。”

乐光头最能感到“风流”

叶永青是云南人，经常来成都，他也讲到了成都人晒太阳的故事。“云南人听成都人晒太阳就笑，成都人就是喜欢晒太阳，他们热爱生活，他们喜欢吃东西，这是成都人的性格。”叶永青说，成都人做事情举重若轻，“成都人说东西好吃，就说好吃，而重庆人则不同。”说着，叶永青还用重庆话模仿起来。

在回答读者提问环节，叶永青也延续了他的幽默和睿智。有读者提问称，不少艺术家如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以及叶永青都是光头，这是为什么？叶永青笑笑，“先声明我是最早的光头，我剃光头是因为方便。”叶永青说，自己上世纪90年代经常去国外，最大烦恼就是理发，就留短发，到后来剃光头。“光头很有意思，没有身份，看起来很凶，也可以说是最时尚的。”

叶永青说，一旦成为光头就再也不愿意回到有头发的年代，“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用刀片在头上划，方力钧说刀片在头上划过去像春风吹过去，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风流’！”

说成都/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像“灵魂”一样的东西，这其实就是精神。成都最有灵魂的地方就是杜甫草堂，只要草堂在，就有基本的文化尺度。

说光头/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用刀片在头上划，方力钧说刀片在头上划过去像春风吹过去，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风流”。

画大笨鸟 是为调侃人们对艺术的认知

一只鸟，身体肥硕，羽毛稀疏，寥寥数笔，就连线条也不怎么流畅。它在拍场上得到25万元的不菲价格认可后，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幅作品的创作者，就是著名艺术家叶永青。尽管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但至今依然不断有质疑出现在网络上。

因为网络，公众史无前例的关注聚焦到了当代艺术上来，“这是一只大蠢鸟，也是一只大笨鸟，这就是调侃人们对艺术的认知。”

昨日上午，酒店的光线十分舒服，叶永青喝了一口水，跷着二郎腿坐在记者对面，谈话就是从那只引起争议的“鸟”开始……

说鸟

艺术的本质就是提供新的视野，提供不同的想法，也提供新的思考的边界。

我画鸟，但是跟鸟一点关系都没有。画鸟是为了表达事物在自己内心的投射。

记者：2011年瀚海秋拍，您2001年创作的一幅《鸟》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看到争议后，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叶永青：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不太上网，后来人家告诉了我，我就关注这个事，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其实一直在一个小的圈子里，这个事件虽然是我的作品引发的，但实际是艺术和公众审美冲突的事件，这很有意思。

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艺术馆、画廊，是通过一场拍卖在网络上掀起的东西，拜网络所赐，拜今天这个时代所赐，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作品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和关注，是因为跟钱有关系。一件艺术品为什么有价值，这是公众很匮乏的东西，也是众说纷纭的东西，所以引起这样的大讨论。

关于美丑，这是一只大蠢鸟，也是一只大笨鸟，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跟这样的审美开玩笑：画一个非常幼稚的，非常呆的鸟，来调侃人对艺术的认知。

记者：因为这幅作品，当代艺术和大众发生了联系，您怎么看大众审美与当代艺术的关系？

叶永青：这真的是拜互联网所赐。当代艺术家受到如此规模的公众关注，我乐见此事。在这种关注中，一些人可以固执地坚持自己对艺术的看法，但也有人可以发现一些新意思。其实艺术的本质就是提供新的视野，提供不同的想法，也提供新的思考的边界。

记者：您从1999年开始画鸟，为什么钟爱鸟这种形象？

叶永青：美术史里面，鸟是非常重要的题材，中国绘画里面山水、花鸟是两个大的类，画山水和画花鸟在中国画家来讲不是真正去表达对象本身，而是表达一种精神。山水是中国文人的寄托，是寄情的东西，山是一种可游可行可居的精神家园，所以中国文人是在山水里面畅游的心态。山水寄情，花鸟明志。

我画鸟，但是跟鸟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画鸟是为了表达事物在内心的投射，但是鸟本身有比较丰富的含义，有的人觉得富贵，有的人觉得自由，艺术是一种对话，也是一种讨论，这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您画鸟和您经常飞来飞去有关系？

叶永青：这是非常自然的联想，我也喜欢这样的象征和比喻，我从年轻时代到现在，确实是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不停在世界各地到处跑来跑去。我觉得艺术有时候也是一种修行，这种画鸟的方法，用那么简单的一种工具和材料来表达我们今天那么纷乱复杂的世界，这是我修来的一种方法。

说故乡

我意识到大理是我自己的故乡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两年前在成都办了一个展览《赭石集》，这个展览其实就是记录我一步一步回到故乡，去认知自己家乡的归乡生活。

记者：您2007年从欧洲回到大理，之后大部分时间在大理，大理在您看来有什么特殊性？

叶永青：我觉得大理就是乡村，关键词就是“乡村”这两个字，如果离开这两个字，它的一草一木，它的所有的故事我觉得都没有意义。大理另外还有一个含义是我的故乡，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意识到大理是自己的故乡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两年前在成都办了一个展览《赭石集》，这个展览其实就是记录我一步一步回到故乡，去认知自己家乡的归乡生活。

记者：您的创作重心是不是放在了大理？

叶永青：重心在北京和大理，北京还要多一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从一个真正的大都市回另外一个“乡村”，这是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距离，它有一点像一把尺子，我在尺子的衡量下来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角度和新的视野。

记者：有媒体拜访了您在大理的院子，在古街的一个巷子里，很偏僻，现在有很多艺术家在双廊安家，有大的玻璃落地窗，您好像不喜欢这样？

叶永青：我见证了大理的变化，大理从安静的乡村到现在变得有点嘈杂，从很贫瘠很边远的地方变成今天这样的繁荣，其实里面有很多新移民，还有文化共生带来的很有意思的倾向，其实我是非常乐见的。但在这里面其实也鱼龙混杂，这种变化有时候有一些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其实很难去改变，但是我起码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态度。到海边去修很大的房子，我不是太感兴趣，我回到家乡就是做一个“村民”。

记者：正是因为大理有这种变化，所以你开展了乡村田野调查。

叶永青：对，这是几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在四川美院还要上课，我是川美的教授，我给学校申请能不能在大理给学校新开一门课，这门课是学校里面没有的，叫乡村田野调查。我希望学生能跟我一步一步走，从专业走出来，然后走进乡村，可以带他们看看深山野林，可以看看民风民俗和奇人异士，新农村的变化等等，给现在的年轻人开一个窗户，重新打量一下“正在消失的村”。在这里面我不是老师，我是组织者，我也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开始慢慢找到我自己的。

这个课很有意思，学生最后完成的作业也就是一份，相当于是一本杂志，每个人编一本杂志，两周时间，包括他的采访、图片，包括他的感受。这个课程已经做了四年，本月30号我还要带学生去大理上课。

说女儿

一个家庭里面突然出现两名当代艺术家，我觉得很像出现两只啄木鸟，两只啄木鸟不能因为老的啄出一个洞来，新的就可以从那个洞里钻出来，她还是要自己啄。

记者：您女儿现在是非常年轻的艺术家，您会和她讨论对方的作品吗？

叶永青：现在我们确实经常讨论，艺术已经变成她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这对我来说没有想到，我原来对女儿没有这样的奢望，按她自己发展就好，但是她现在确实非常关注艺术，也经常有一些展览和活动，她也时不时跟我有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太深入的东西，就是一种了解，了解她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经常会把我们这样的关系归纳为一种简单的关系，“艺二代”。但是我想这样的称呼对艺术家和对年轻艺术家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她可能天然能够继承的东西并不多，作为创作者来说，她现在整个创作趣味方向，使用的材料、方法，其实完全和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我们这代人能够提供给她的东西很少，也没有任何家族的遗传。我觉得创作还是很单独的事情，一个人单兵作战，要突破自己。一个家庭里面突然出现两名当代艺术家，我觉得很像出现两只啄木鸟，两只啄木鸟不能因为老的啄出一个洞来，新的就可以从那个洞里钻出来，她还是要自己啄。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