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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松画派”展在北京孚日山艺术空间举行
0条评论 2014-07-02 13:28:11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作者:唐子韬

近日,“巴比松画派”绘画展在北京“孚日山艺术空间”开幕。开幕式上,记者见到有陈丹青、刘丹等国内知名艺术家及一些资深藏家到场,对展出的作品兴趣浓厚。近些年,官方与民间机构举办的欧洲经典绘画展览频频亮相,吸引了不少欧洲经典艺术的拥趸,同时,也显示了市场行情的逐渐升温。

欧洲经典绘画收藏价值所体现出稳定性和巨大的升值空间,正慢慢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收藏家关注。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欧洲经典油画作品大多是以19世纪欧洲油画作品为主。有传统的学院派、法国巴比松画派、印象派等等流派的作品。作品主要来自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俄罗斯。

19世纪是欧洲绘画经历巨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典大师往往被当时在绘画方面的“革命者”印象派的大师们所掩盖。巴比松画派的大师们柯罗、米勒等才华出众的大师们,是印象派后辈们的导师、楷模。此次,孚日山展出的“法国巴比松画派绘画展”集合了巴比松画派的代表画家让-巴蒂斯特·柯罗(1796-1875)、保罗·于埃(1803-1869)和泰奥多尔·加吕爱尔·达利尼(1798-1871)等人的一批重要作品。

十九世纪,是欧洲古典油画没落的时期,但同时也是绘画技术发展到极盛时期。这时期的一代画家们开始走出画室,转入风景写生的创作。强调外光、空气透视等视觉效果。画家们越来越多地转向风景画的创作,强调对自然风景的描绘。作品有着高超的绘画技巧、人文气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这一时期的学院派大师往往具有极高的绘画技巧,但由于创新能力不足,被革新派的历史洪流所淹没。

近些年,随着欧洲经典艺术作品愈来愈多的进入中国,也让中国观众了解到了欧洲绘画传统,让国内受到西方传统艺术教育影响下的几代人,感受到了西方艺术的伟大传统。

何谓巴比松画派

巴比松首先是三个特殊情势巧合的结果:紧邻巴黎约五十公里,极具枫丹白露森林异域情调的地貌与植被,以及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动荡。

让-巴蒂斯特·柯罗(1796-1875)、保罗·于埃(1803-1869)和泰奥多尔·加吕爱尔·达利尼(1798-1871)等人从1820年开始就频繁地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子,当时确实是为了(能在室外光线里写生作画)能身临其境地创作,描绘乡村生活场景,或者用他们的话说,(画出)“自然本身”,当然,这也是因为这里生活的费用较低。龚古尔兄弟在记载他们当地生活的日记中写道:“画家们能根本不为或几乎不为简陋的生活条件所困扰,实在令人震惊。有跳蚤的床、草扎的矮凳、厚重的杯子、铁叉子、粗陶脸盆,这一切都会让雅士们、让巴黎人饱受折磨,然而对于画家们而言,这些似乎是一种享受,如同故里乡间的风俗一样自然。当文学家们被不自觉地推向贵族式的享乐时,画家们却把自己解脱了出来,满怀深情地回归他们的本质,回归人民。”毫无疑问,这恰恰是村民以及动物会在此时进入绘画史并扮演真正主角的原因,他们已不再是想象或理想化风景中的刻板形象,也不再是牧歌或神话中的人物角色。正如佐拉所说:“为的是证明风景中不经粉饰的大自然,蕴含着饱满的情感、力量与天泽...那种树木像舞台布景一样排列成行,风格化的丘陵上显露出几处希腊神庙废墟的乡村画面,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风景更冷漠、沉重而且枯燥无味了。”

根据一位记者冷嘲热讽的描述,在画家们经常出入的加纳老爹旅馆中,有一个“极其惊人的现代画廊”,画家们在这里过着公社般的生活,他们同桌进餐,好几个人挤在楼上的小房间里过夜。这里还有一些多少可以称为自由思想家的人物以及前卫的环保主义者,例如鲁索和巴比松画派的艺术家们就曾支持成立森林防护机构,并促成了在1853年间森林保护区的建立。

被称为“守林人”的泰奥多尔·鲁索(1812-1867),从1835年开始,每个夏天都是在巴比松度过的,他最终于1848年在此地一居简朴的农舍中落了户。两年后,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也进驻巴比松,开始的时候住在农仓里面。属于这个波西米亚式的非正式画派的其他画家还包括:纳西斯·迪亚兹·德拉佩尼亚(1807-1876)、康斯坦·图瓦雍(1810-1865)、儒勒·德普雷(1811-1889)、夏尔-弗朗索瓦·杜比尼(1817-1878)、罗莎·博纳尔(1822-1899)等人,此外,古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也投身到这个志同道合的行列中,泰奥菲尔·戈蒂耶、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保罗·德·缪塞、泰奥多尔·德·庞维勒、乔治·桑、魏尔伦等作家也相继加入进来。

至于巴比松的周边环境,唯有著名的《波西米亚生活场景》(1851)一书的作者(兼演员)亨利·穆杰(1822-1861)对其进行了入画的描写,刻画得栩栩如生:“坑坑洼洼的地面积水不断,矮木丛因为毒蛇的游走而瑟瑟抖动,正是这种沼泽面貌让此地获得了巴比松的名字;然而如此的干燥与荒芜,赋予此地一种强有力的辉煌之感的氛围,离群的牛儿来到积水洼旁饮水,农妇跪在池边洗衣,更确切地说是越洗越脏,伐木工人在岩石上磨斧头,这一切本身就是现成的画面,只等画家来复制即可。”仙女池沼也颇受在美好的季节来到枫丹白露作画的艺术家们的青睐:住处远离森林的人经常来此,而住在森林周围的人更是日日流连(《乡村即景》,1857年)。面对现成的画面,画家只需当场捕捉即可,当时最新的锡管工业颜料(1840)与铁路(1849)的出现也助了他们一臂之力,这些工业新发明让画家们得以走出巴黎的画室,正因为如此,杜比尼在1857年开了一家名为“博当”的船上画室,其目的就是为了能沿着河道航行,绘制其间的景致。

如龚古尔兄弟所言:在枫丹白露森林里,树根“如蛇般蜿蜒,花岗岩则像是沼泽中河马的背脊,橡树挺拔壮丽,这一切仿佛是座落在静火山上的德洛依教森林。”这种奇特的景色已经足以激发画家们的想象力,然而巴比松的环境还别有特质,这里适宜的气候产生了多变的大气与色彩,光线滤过植物或在水面反射开来,让我们回到龚古尔兄弟的描述:“在灯心草、树木与天空的映衬下,仿佛越高处色彩越强烈,蓝色更绿,绿色更浓,紫色更暗更深沉,在我的身旁,色调已转为黑色并罩上了一层夜晚的暗影。灰石子筑成的老桥,深色芦苇中抽出的茎干,以及睡莲的线条,在天际呈现出粉红与紫色的混响。就在最靠近我的一座拱桥下,在桥拱的阴影里,浮现出一头棕色牛的大半个身子,在河中悠哉悠哉地饮水。”

从这字里行间,我们可想而知为何说巴比松画派预示着印象派艺术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绘画语言在巴比松形成并得以实验:印象。印象是对对感觉与动作的实时捕捉,它也是效果图、草稿、草图甚至速写的同义词。这些术语讲的是绘画的初步工作,此前一直遭到贬低,而在风景画不再被视为次要画种后,才终于取得其尊贵的地位。最后,令人讶异的是,龚古尔兄弟中的一位将巴比松与东方联想在一起:“我热爱这些植物和水生花卉,在我看来,水中像是流淌着东方的花朵,甚至流淌着东方本身;芦苇和睡莲让我想起中国的瓷器;想起宣纸上盛开的白色花朵。对我而言,整条河弥满着亚洲的气息。”

田园记忆 陈丹青

牧之先生携来这份小小的“巴比松画派绘画展”,实在是奢侈的事。三十多年前,我们不能梦想会有一位中国人带来这等珍贵的法国大师绘画真迹。九十五年前,1919年,徐悲鸿先生动身赴法,此后带回欧洲十九世纪绘画美学,初创了中国的油画教学,影响几代人,但他在巴黎亲睹的法兰西经典,因持续的战争与内乱,无缘来到中国。三十六年前,1978年春,由中法两国文化部协办,隆重推出庞大而体面的《法国乡村绘画展》,中国人终于头一次观瞻来自卢浮宫的原件。那年我25岁,在勒帕日、柯罗、米勒、库尔贝、西斯莱的画作前徘回不去,日后的《西藏组画》,即直接受惠于这些真迹的教益。

过去上百年,法国巴比松画派对中国油画影响甚深。这一层,法国画家不知道-自八十年代西方前卫艺术大量进入,这一影响迅速消褪-对我辈及上两代本土油画家,巴比松绘画是优美动人的记忆,并藏有深在的文化意涵:巴比松绘画与华夏农耕文明与田园诗,似乎同属相似的传统,它又唤起民国左翼艺术家对乡村与劳动者的同情-事实上,巴比松画家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初告醒觉的第一代左翼,米勒的《拾穗者》即曾被当时的右翼评家指为“鼓吹社会主义革命”。1949年后,少数几位巴比松画家,米勒、柯罗、杜米埃,连同荷兰的伦勃朗、德国的珂罗惠支,被中国社会主义文艺阵营认作可被接受,并予敬仰的“现实主义大师”,而当八十年代文艺新启蒙展开之初,为摆脱政治教条,回归写实主义真义,当时的所谓“生活流”和“乡土画派”,再度将巴比松画家视为遥远的伟大先驱。

在欧陆文脉中-法国无疑是十九世纪的绘画重镇-巴比松画派的缘起,语义远为繁富而深远。十九世纪之初,资产阶级文明迅速拙育,艺术家的个人意识,发萌了。当年隐居林野的巴比松画家属意于大自然,时当安格尔的新古典主义与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趋于尾端,圣经故事、历代神话、贵族、争战、盛典、宴饮、美人、裸体...虽仍是第三共和沙龙大展的首选主题,但都市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画面,田园景色与乡村风情,进入画家的视野。隔海的英国画家康斯泰布尔与透纳的风景画,或略早,或同期,与巴比松与印象派画家的实践,彼此启示,遥相呼应-在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之后,不能想象法国绘画直接进入印象派的新美学,巴比松几位老将,还有那位雄强的画家库尔贝,日后纵容了印象派画家的放胆实验(当初被视为异端的毕沙罗、雷诺阿、莫奈,无不敬仰柯罗的绘画),后印象派的塞尚、梵高在世时,现代主义的根苗(立体主义、野兽派),即深植于他们二位的画局。

本次展览的好几件作品,令我惊异,米勒与柯罗的几幅素描,几乎件件都好,与欧洲博物馆相类收藏,属同一水准,尤令我叹赏者,是柯罗的《多菲内山》,混茫而清远,是柯罗早期风景画中极难一见的视野和构局。此外如保罗·于埃(1803-1869)的《林边小镇》、亨利-约瑟·哈皮尼(1819-1916)的《树丛》、纳西斯·迪亚兹·德拉佩尼亚(1807-1876)的《风景中的两位骑兵》、让-菲迪南·夏诺(1830-1906)的《羊群与牧羊人》,虽非名画,却都是珠玉之作,透射着巴比松画派共有的质朴而温润的神采。

在世界范围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后,田园诗与田园风景,势成绝响。人观看自然,并诉说这观看而存于艺术者,唯西方文人所景仰的中国宋元山水画,及现代中国画家熟知的法国巴比松与印象派风景画。辜鸿铭曾说,欧洲诸国与中国文化最是遥相默契者,是法兰西。诚哉斯言。我曾游历巴比松及印象派两代画家盘恒寄居的枫丹白露森林,不论景色与气息,均难找回当年的感觉了,大自然,并非长存而不变,一地一时的景象惟经艺术家手眼点染,始得永存。

祝牧之先生的巴比松画派展览在北京成功。

编辑:文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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