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在乔万尼·博泰罗17世纪早期书中的木刻版画《亚洲荒野里的人》

约瑟夫·纳什的彩色石印画，《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上的中国展区》

1579年墨西哥人想象中《天堂般的耶路撒冷》

“用西方航海观来套中国是有问题的”

盖蒂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W.盖特根斯（ThomasW.Gaehtgens）说：“这次展览中的大部分展品都根植于西方的传统，从西方的视角出发。不过一些来自于其他文明的珍贵文物已经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信号——我们希望随着藏品的日渐丰富，这个新的方向在今后的项目中体现得更加清晰，也就是能够更全面地呈现出整个世界的文化交流史。”这种广博的人类学的立场，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得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鲁西奇的认同，他认为：“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诞生于不同文明的航海历史确实也展现出不同的生态。

就中国而言，航海的历史同样十分悠久。厦门大学特聘教授、海洋考古学中心主任吴春明认为：“在过去的100年里，主要是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在沿海地区发现了史前上古时代大量的百越、东夷文化遗产，这个历史可以把环中国海洋史上溯到距今一万年前，在这期间都有持续的传承过程。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位于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之间，山东长岛群岛距今6000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甚至“东周到汉代前后的东南沿海地区有一系列百越王国，比如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或者是在越南红河流域的骆越，长江以南所有王国的都城都在海边，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所以，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先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是趋向于海洋活动的”。但正如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教授所言：“单纯用西方的航海观来套中国是有问题的。”中国古代核心文明是农耕文明和大陆文明，内向型的发展所形成的海洋观念和生存状态和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和西方大体上有官方支持的、带有殖民、探险、传教目的的航海不同，中国的航海更多地来自民间。鲁西奇表示：“中国航海的主流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其中滨海地区百姓的航海与生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他们的“社会信仰、文化”也大抵都与海“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古时代的大部分沿海港口城市，与其所在州县的治所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离，这不仅是距离上的疏离，而且在社会制度、法律管理上，也比较疏离，换句话说不太受官府的管控”，进而构成“具有鲜明海洋特征的地域社会”。当然，其中有些人就沦为海盗。而在中国历史上，海盗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朝廷的海上禁商不无关系。谢杰所著的《虔台倭纂》成书于明万历年间，是一部典型的以防倭御寇为主要目的的著作，其中就讲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吴春明则指出：“从文化圈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体是‘中华先民’，包括东夷和百越。东夷与百越先民分别通过早期的航海活动，将中华海洋文化的分布范围扩展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与太平洋群岛等地，奠定了中华海洋文化圈的初期格局，远远大于我们讲的四大海域——东海、南海、渤海、黄海。那为什么我们中华海洋活动空间只有四大海域了呢？实际上跟我们在海洋上的退却有关。我们把夷越先民分离出去了，把明清时期的东南沿海的海商看成是海盗，给予打击。假如我们那时能够站在海洋的立场上尊重海洋文化，发展海洋文化，那么中国现在所控制的绝非只有四大海域，而是‘环中国海’。”而这些不被当时官府所接收的海商，却也发展出了强大的航海能力。葛剑雄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表示，明朝虽然海禁严厉，但一些地方由于生计困难，而海上贸易的利润又相当丰厚，所以走私贸易十分活跃，到后来发展成武装走私集团，比如王直和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他们的航海是发达的。郑芝龙还在台湾建立了基地，其作为先于荷兰人开台先驱的汉人，继承李旦和颜思齐等人及部众在台湾西南海岸魍港建立基础，为汉人移台的主要据点。

当然，中国航海史上同样有举世闻名的官方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就是最为著名的一例。但其宣扬国威、和平尚礼的远洋与西方航海依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却亏虚了国库，但也的确创下了多个世界航海之最。而朝贡贸易也是中国古代航海较为独特的一种生态。当然，外国来华的大批商船也为沟通中西贸易，为“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贡献。德国著名东亚艺术史专家雷德侯（LotharLedderose）教授在他的著作《万物》中这样记述：

整个18世纪中国瓷器的外销依旧兴盛不衰，荷兰人所记录的详细数字能证明这一点。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荷兰的一个单项的订购统计如下：100个鱼盘、200个汤碗、200套餐具、1000个茶壶、1000个痰盂、1000个带托盘的饮料杯、1400个牛奶壶、2000对正餐用盘、8000件汤杯、10000件巧克力杯、14000个带托盘的荷兰式两件套咖啡杯、40000件带托盘或不带托盘的咖啡屋用咖啡杯、130000件带托盘的大型荷兰式咖啡杯。

这年，东印度公司的六只船到达广州。每次单程航行一艘船能带回150000件瓷器。荷兰的公司在这类公司中是最大的，但英国、瑞典、丹麦和其他几个国家也参与了瓷器贸易。英国所占的市场份额，据说在1700年前后就已经与荷兰不相上下，1730年之后甚至超过了荷兰。根据各种各样的、有时还很详细的历史记录，可以大致推算出中国在17、18世纪期间外销瓷的生产总量，一定会达到好几亿件的数额。

航海沟通了世界文明，好奇、激情、迷恋、共鸣，伴随着误读、偏见、刻板印象一路走来。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将文明碰撞的一个个瞬间定格还原。然而，航海于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形态，亦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因此，也需要以更多元、更包容的眼光来看待，以更诚实的态度来面对历史。全球化的今天，海洋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是不是能够从自己的航海史上总结、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而人类文明交流的密切程度也已今非昔比。或许，以史为鉴，能够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

编辑：江兵